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的视角

有效治理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审视平台治理机制,而没有采用动态视角对平台演化发展过程中治理机制的变化展开详细的分析。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总结为涌现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更新阶段,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视角分析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关键挑战,提出基于开放、控制、制度化、变革的治理模式。涌现阶段需采取解耦策略、开放访问权限、资源信息提供、共生推广战略、建立互动机制等措施应对选择关键互补者合作和鼓励吸引互补者加入等挑战;震荡阶段需采取访问权限设置与反馈系统、纠纷解决机制、行为控制、外部关系控制、规范交易过程等措施应对避免互补者竞争加剧和筛选锁定互补者等挑战;规范阶段需采取分配协商程序、限制所有者权力、授予自主权、确保程序公正等措施应对明确各自战略定位、确立价值分配机制等挑战;更新阶段需采取提升平台质量、关注互补者反应、关注前沿数字技术、协作组织设计、促进共同成长等措施应对建立新的价值主张和实施平台变革等挑战。

平台研究的进化及其中国框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富裕国家正在快速迈入一个平台社会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治理、文化和日常生活转型,成为平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关注点。从媒体、传播与社会的交叉视野进行梳理,平台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媒介化延伸的概念化和初步理论化阶段,二是语境化和去平台化阶段。中国的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信息经济、媒体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较多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学术议程影响,未来应当超越道德批判主义,在国家理论视野内更多地关注新型国家-平台关系,立足本土发展与治理经验,提炼自主理论框架。

平台性政府:概念渊源与边界考察——多边平台和平台组织学的视角

平台革命时代与平台经济社会孕育政府平台组织建设,多边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组织范式,而既有研究缺乏多边平台概念基础和平台组织学的分析视角。考察界定平台性政府概念及边界,对于科学认识其学理定位、避免建设偏误,进而推进政府理论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平台性政府是匹配平台经济基础、推行平台型治理的政府组织模式,以多边平台业务主办方和多边平台载体承办方的组织身份出现,表现为“科层为体、平台为用”的嵌套结构,按照“政府多边平台+不同价值创造主体”的模式运作,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价值网络的生态互动型组织。平台性政府是对科层制政府的突破与局部替代,与科层制政府对立共生且优势互补。平台组织属性推动互动共治,支撑公民主权与政绩合法,而科层制底座确保秩序可控,维系政府主政与政治合法。平台性政府以数字平台为依托和建设突破口,重塑治理结构、权责体系与组织模式,以突破数字平台的技术理性和单一面向。平台性政府与平台型治理在互生中交融,是治权开放基础上公共品多元供给、协作创新与公共事务参与合作的治理模式。

平台企业互联互通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体系下的关键市场主体,有效地引领消费、教育、医疗等活动,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更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平台双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与多归属性,以及平台企业双重身份的价值创造效应,从而有效提高了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然而,互联互通过程中存有的推动互联互通运行的障碍及互联互通后所引发的潜在障碍等制约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为此,从提升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意识、加强互联互通技术研发、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建设、强化互联互通的反垄断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在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平台经济中混业经营的经济学分析

平台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我国平台经济存在跨领域、多行业混业经营现象,呈现出强烈的跨边界扩张特性。平台经济混业经营的本质是进一步将社会交互纳入价值增值的过程,强化价值实现的生态系统,分散经营风险,增强自身竞争力。混业经营能够实现供需双方的规模效应、双边市场的跨边网络效应、用户的锁定效应、资本积累的集聚效应等多重效应,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势力,其混业经营模式包括横向式相邻融合、圈层式生态构建、纵向式差异定位、网络式并行发展四类,因跨边网络效应的不同也可归纳为外延式混业经营和内涵式混业经营。平台经济跨领域混业经营行为既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平台垄断、监管脱敏、创新抑制等问题。应建立科学高效的治理监管体系,通过平台开放度治理、平台包络边界管控、平台垄断行为监管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同时强化创新和治理的协同性,科学应对平台混业带来的挑战。

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理论构造与规范控制

平台运营方、双方或多方用户间形成的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是导致互联网平台上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源。平台权力是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其本质是平台基于“看门人”地位、纵向整合能力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权力。平台权力的存在,使得平台权力-法律关系在内部构造(平台权力关系)中表现为平台对用户的支配关系;用户条款的存在,使得这种支配关系在外部构造(平台法律关系)中被转化并确认为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应当承认用户条款的社区公约地位,加强以用户条款为核心的、由平台与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自治,规范平台权力的行使,对用户条款进行备案审查并制定示范性文本。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逻辑建构与路径

数字平台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市场垄断、信息把关、数字伦理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更强调市场竞争,欧盟则注重立法监管,英国立法与执法并重。中国的数字平台发展迅速,对应的治理模式正处于变迁、探索的过程。本文主要从智慧监管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常态化监管下中国数字平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当前,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与社会力量三方共治体系逐渐成形,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技术过滤等治理方式日趋灵活。

建好用好知识资源平台,服务科技强国战略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学术资源库建设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如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他强调:“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023年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成一批大国重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学术资源库、科技文献数据库等知识资源平台,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交商务平台的同质性、茧房效应及破解策略研究

社交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也面临着平台发展模式同质化等问题,导致形成固化用户的自我认识和网络信息行为的信息茧房。由于社交媒体的多样性、群体关系复杂性,茧房效应与社交商务结合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通过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核心集,截至2023年3月31日,检索并筛选获取606篇相关文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中300篇中文文献重点探讨个性化推荐算法对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306篇英文文献更多关注信息茧房与平台和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信息茧房相关概念的研究明确其内涵和特征,根据平台、算法和用户3个维度的作用机制分析构建信息同质化视角下信息茧房形成机制框架,即社交平台内外部信息趋同导致了用户选择同质化、平台内容同质化以及用户群体同质化问题,并以正反馈的形式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基于同质化视角,分别从政府、平台和用户3个主体层面提出社交商务平台应对信息茧房的策略。

新能源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问题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应积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重大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为核心,着力构建以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支撑的创新体系。文章首先概述了建设新能源技术创新平台的意义,并详细阐述了新能源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目标及重点内容,分析了新能源技术创新平台业务架构,进而总结了新能源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平台运行经费保障能力有限;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针对问题提出加强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平台运行机制;保障平台运行经费;加强人才队伍等具体对策建议。

联动共创:情境差异下基于播客的跨平台知识交流研究

[研究目的]聚焦情境差异下基于播客的用户跨平台知识交流行为,对其行为规律和特征进行分析,揭示此过程所呈现的跨平台知识共创模式及效果,有助于完善网络平台知识共创机制,为平台及用户提供实践指导。[研究方法]以1 169档播客为研究对象,分别获取垂直类平台150 497条和综合类平台7 494条知识交流数据,并实现跨平台用户对齐,从跨平台用户特征、知识交流主题、情感倾向等方面开展跨平台知识交流前后的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垂直类播客平台与综合类平台基于跨平台用户实现联动,产生了行为复杂度和内容创新度不同的五类跨平台知识共创模式,提升了播客的知识价值和正向传播效应;跨平台知识共创效果与平台情境差异关联密切,亦存在用户类型差异的影响,其中高影响力生产者用户在跨平台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性、正向情感倾向性以及跨平台身份表征相似性。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规范进路

为实现电子商务平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必须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赋责”。在厘清电子商务平台的起源和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市场角色经历了从“中立媒介”到“控制者”的发展演变。这不仅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具有平台交易服务提供者、市场组织管理者等多重身份,也呼吁着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民事责任配置规则的革新。在合同责任方面,应当加强格式条款的法律规范,明确不同类型平台经营者的责任承担。在侵权责任方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间接侵权责任不断扩张,主要包括以“知情”和“贡献”为核心的帮助侵权责任,以及以“获益”和“控制”为核心的替代侵权责任。

数字社会平台化的样态特征、内在张力与调试路径

数字社会平台化的典型样态是平台型企业、平台型政府及二者的冲突-合作互动。平台化突出反映了数字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呈现为私权力中心化和公权力集中化的双重趋势。数字社会平台化内含公共自主和私人自主、封闭性权力与开放性平台以及技术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张力。数字社会平台化的调试路径在于平台公共性的实现、平台技术治理逻辑的矫正,并通过法律的媒介作用对技术进行转译,以作为法律核心概念的权利、作为法律内生意义的稳定、作为法律认知机能的开放和作为法律合法性构造的程序为支点,从技术生成的权力手中还法于民。该调试路径的原则在于社会治理主导,助力市场治理,补缺政府治理。

垄断监管、责任界定、利益平衡——数字平台治理的域外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监管领域,也产生了一些治理难题。如何界定平台的垄断行为,如何督促平台履行社会责任、防止其侵犯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等都是平台治理的难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域外国家在数字平台治理方面的经验显示,在对数字平台进行反垄断的过程中,借用市场支配行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界定垄断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将其作为判断有关监管部门何时介入反垄断规制的标准;通过明确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并建构分层责任体系,可以激励平台进行内部监管,促使数字平台成为平台治理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通过建立平台与媒体间的议价协商机制并引入政府监管,可以平衡两者间的利益,更好地维护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这些治理思路和举措为我国数字平台治理提供了借鉴。

平台生态系统中零工合规行为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以网络直播带货平台生态系统为例

随着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零工的监管问题成为社会和企业面临的挑战。基于此,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以网络直播带货平台生态系统为例,构建网络主播、平台企业和平台用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单方的演化策略受到其他两方策略的影响;网络主播采取合规行为需要考虑平台企业奖励和惩罚强度、平台用户造成的声誉损失以及损失赔付等因素;平台企业监管行为需要考虑监管获得的额外收益、不监管造成的潜在损失、监管成本与声誉等因素;平台用户选择参与行为需要考虑参与成本、额外奖励以及不合规行为带来的赔偿等因素;当演化策略为网络主播合规,平台企业监管和平台用户参与时,零工平台生态系统达到最佳状态,实现平台生态系统协同发展。

平台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与路径优化--基于平台数字劳动的微观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平台经济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平台企业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特色优势,引导平台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夯实中国共同富裕基础,引导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劳动分配为微观视角,解析平台数字劳动在平台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过程,旨在深入分析平台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的优化路径。

平台企业治理热点与趋势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文章运用Citespace对2021年以前平台企业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关于平台企业治理的研究虽然晚于国外,但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国内研究关注平台企业自身如何对具体问题进行治理,国外研究侧重从平台这一事物的内在固有特性研究治理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平台企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平台企业的原因、主体和方式这三个方面。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风险治理”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平台企业治理研究的重点,构建博弈模型将成为国内平台企业治理研究的热门方法,“ecosystem (生态系统)”、“digital platform (数字平台)”、“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和“boundary resource (边界资源)”将是国外研究的重点。

中国超级平台守门人制度构建

科技革命促进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为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转变。数字技术和市场经济结合孕育出现代独特的数字经济潮流。其中,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对市场地位的追求使超级和大型平台出现自我优待行为,但该行为多元性、繁复性的特征使其现下并不能被准确定位,必要设施和公共事业理论的不足也使对其势在必行的规制同时缺少理论依据。欧盟在《数字市场法》中另辟蹊径地提出“守门人”制度对超级平台进行义务设定,虽成为当下对平台自我优待规制的创新方式,但《数字市场法》的制定是以欧盟国家的市场为基准,我们应在厘清《数字市场法》中对“守门人”制度建设标准的前提下,分析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实际,构建属于我国特有的“守门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