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发包制:当代中国平台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引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扩散至全社会范围,将更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吸纳至数字平台调控的生产流通过程中。这一过程被广泛认为是不同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新型生产方式,它打通了生产、商品/服务流通、消费等在传统空间中相互分离的环节。这一过程发端于信息内容服务,后来扩展至更多实体要素,促进其流动。

重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从内部视角到外部视角

学界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研究集中在基于内部视角的人工智能合规制度,无法全面揭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制度内核。从风险治理的外部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合规置于政企关系的框架下,人工智能合规的基本理念将不再是纯粹的自我规制,而是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互动。在这种视角转变下,平台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关于人工智能治理任务分配的“发包”关系,体现为一种平台发包制,可以具体展开为四个子制度:授权机制是平台发包制的制度前提,即政府基于信任授予平台企业规制权力,这种授权是通过隐私政策证成的;评估机制用于衡量平台企业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能力;激励机制与考核机制都旨在提高平台企业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能力,前者通过锦标赛理论推动平台企业参与依据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能力的竞争,后者通过金字塔理论推动平台企业形成体现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能力的指标。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何以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S市A区“一网统管”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是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新兴命题,而地方政府数字治理何以有效亟待探索与解释。本文基于上海市A区“一网统管”的案例发现,数字治理的平台化保障了科层体制对数据与人员的有效统合,科层体制内外资源的动员与协同确保了数字技术的有效赋能,制度化的治理流程和民意回应机制则进一步规范了数字治理过程。科层体制的统合机制、动员机制和权威机制为厘清数字技术精准赋能和有效数字治理提供了三维视角。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有效之道在于充分发挥了科层自主性的作用,塑造了依托数字治理平台的平台发包制,助推了跨部门合作与治理重心下移。从技术与组织互相适配的角度审视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有效之道,有助于深化理解数字时代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