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规则研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平台的发展,短视频行业也不断发展,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与此同时,短视频领域也乱象频发,娱乐至死导致内容低俗化、知识产权侵权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平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现象加以规范,也鼓励平台出台相关规则加强自治。文章以短视频平台规则为研究对象,对平台规则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平台规则之必要性和现状,对其现存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优化路径。

平台规则的合法性控制

平台规则是平台运行的依据。对其进行合法性控制,可以预防与规制平台经营者的不当行为。平台规则的合法性控制需要关注平台的组织化、行为权力化、运行的技术化等特征。受上述平台规则运行实况影响,平台经营者与用户缺乏合理商谈语境,可以借助算法等技术直接影响用户权益,且用户缺乏自我保护的自觉与能力。在此背景下,平台规则合法性控制应综合借助公私法规制手段,兼顾私权力的“权力”和“市场”双重属性,强化行政备案机制、用户民主参与、平台企业内部合规,确保平台规则运行程序与实体内容的合法。

电商平台规则与共享经济发展

电商治理包括以法治理和以德治理两个方面,必须二者并举。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使采购、交易、支付、物流全部集中完成,既带来了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也形成了产品质量、价格、服务差异化的竞争,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也更加有效地保护了市场主体权利和知识产权,同时也通过推动线上与线下双向融合、制造与服务双向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平台的生态关系、规则秩序不同,平台生态圈就会形成不同的共享经济模式,只有平台内部的生态关系协调,共享经济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共享效应与效率才能最大化,共享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物流与电商产业融合的关键是构建智慧物流平台,智慧物流没有终极模式。未来国际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规则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新兴领域,对于我国而言,电商平台是最有可能引领国际规则的重要领域之一,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通过牵头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对接发达国家主导的先进规则;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优势,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占领未来国际规则制高点,以自由、公正、透明的电商规则引领未来世界互联网经济的新发展。

论网络平台规则

平台规则是政府、平台、用户三方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反映了网络法与网络规范的要求,其核心在于满足平台自身的利益与需求;其实施是通过平台的代码架构与数据分析能力来完成的,但它是一种规范而非技术,其发挥的作用是独立的。所以,平台规则区别于网络法、网络规范、市场与代码,从法律与社会规范理论的角度观之,它是一种独立的网络空间治理手段,是平台化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由于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特性,所以平台规则具有私法规则公法化的特点,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界限的模糊与交融。

平台权力视角下网络平台规则的制定、执行与适用

平台规则是网络平台为实现其内部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应对平台与日俱增的信息处理、内容监管与市场整治业务时,其运行逻辑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基于数字治理语境下国家实证法难以满足监管需要,平台制定规则进行自我赋权存在正当性基础。平台规则的执行,是回应平台治理对于时效性的要求,也有技术赋能、市场规范与竞争格局的现实考量。传统争议解决机制应对线上纠纷存在争议入门与规范适用的困境,而“线上争议解决”机制拓宽了平台规则的适用空间,促进了平台规则的进化。

电商平台规则主宰情境下商家渠道选择研究

在战略合作的背景下,电商平台发展的"雪球效应"越来越明显,阿里系(淘宝、天猫)和京东系(京东、一号店)成为在平台内部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寡头垄断集团,商家在面对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平台制定的规则情境下的选择尤为重要。通过建立商家单渠道和多渠道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商家在电商平台规则主宰情境下的渠道选择,得出如下结论:①当商家处于单渠道环境中时,商家依据该渠道的特性与商家自身的战略、资金等实际情况进行选择。②多渠道选择模型不是单渠道选择模型的简单相加,当商家处于多渠道选择模型时,要综合考虑每个渠道对企业的适合程度及消费者交集等情况。③在电商平台规则主宰的情境下,商家根本无计可施,要么满足电商平台的要求,要么接受该电商平台的惩罚。

平台规则多变 厂商经营困难

虽然跨境电商平台有很多,但全球巨头亚马逊是覆盖面最广、知名度最高、产业链环节最完善的一个,因而也是玩具厂商布局或合作客户最多的平台。然而,因平台政策收紧、成本上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玩企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势头被生生遏制,并深感跨境电商难做,甚至计划停止这部分业务布局。

平台规则效力判定标准的重构

平台规则是平台治理的依托,通过对其效力的控制,可以有效保障用户利益,优化平台生态。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关于平台规则效力的判定标准存在认知错误,难以应对网络新问题和实现平台治理优化,需要予以重构。在数字空间,受平台公共属性强化、平台组织化、社会关系与平台规则相互嵌入、平台规则具备强制履行性等因素影响,平台规则已经成为嵌入算法的新型规则,处于合同与法律的过渡地带,特征更趋向规范性文件。平台规则的效力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格式条款效力判断规范,而应有限借鉴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的效力判断标准,从主体权限、程序、实体内容三方面加以考察。当平台规则“权限”越位,违反制定、修改、提示程序,或内容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赋权均衡原则、比例原则、非歧视原则时,相应条款应属无效。

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滥用规则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以苹果公司App Store垄断案为例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新增禁止经营者利用平台规则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条款。以移动应用分发平台为例,其平台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关注。美国、欧盟等均对在iOS设备应用分发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苹果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苹果公司针对付费应用和应用内付费数字内容收取最高达30%的佣金涉嫌构成不公平高价;强制使用自营应用内购买系统且附加“反转向条款”涉嫌构成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竞争应用收取高额佣金、操纵App Store搜索排名、强制下架竞争应用、不当利用竞争应用的非公开信息涉嫌构成自我优待。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持续追踪域外相关执法动态,做好移动应用分发市场的竞争状况评估,推进常态化监管;及时精准认定利用平台规则实施的滥用行为,并设计有效的救济措施,强化反垄断监管;推动构建平台事前规制制度,要求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高运营透明度,实现全链条监管。

论网络平台规则效力的司法审查

平台规则是网络平台秩序形成的基石。“良规善治”是网络平台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障。但由平台单边制定的“民间软法”杂糅着诸多利益,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危机。从平台规则治理来看,基于私法规制的不足,适当引入公法理念,在个案中对平台规则开展司法审查,既能给予平台自治以充分尊重,又能妥善引导平台规则“向善”。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应秉承对平台自治的尊重,严格审查方式、对象和强度。在审查标准上,通过合法性审查的平台规则还须进一步以比例原则为指导,采取“三阶”递进方式,围绕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层次,接受合理性审查。

公平竞争原则下数字平台治理的规则补正

数字经济领域的不规范竞争对平台治理带来挑战。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与内部自治规则皆有待补正,其内部复杂性和外部发展现实都需要治理规则回归公平竞争。平台治理面临着创新和公平竞争难以协调、平台双重身份之间边界模糊的困局,由此带来挑战。应当融入积极的包容审慎、秉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并兼顾内外部治理规则协同的补正思路,维护平台治理的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完善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规范平台内部自治规则,共同补正数字平台治理规则,并建立健全成效保障机制,维护数字平台的治理成果。

电商平台交易规则的特殊性及其法律属性认定研究

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关涉网购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作为交易强势一方的平台经营者,往往通过其制定的交易规则扩张自有权利、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电商平台交易规则法律属性的认定对其法律适用、法律规制及电商平台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通常将电商平台交易规则视为“格式合同”,但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具有制定主体“权力”大,适用范围广泛而复杂,规则内容强制规定多、变动性大且有一定外部性等特征,使其不同于一般格式合同。也有学者注意到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异于格式合同之表征,主张采“习惯法说”“平台章程说”等不同见解。这些观点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无法完全合理解释电商平台交易规则的内在品格。相较于一般格式合同,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在法律关系构造上兼具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准行政关系”,行政色彩甚为浓厚,故应将其认定为“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这一认定不仅符合电商平台交易规则的特殊性,还契合司法实务的裁判逻辑,并有利于对其进行预防性行政规制。一则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制定主体履行“准公共管理职责”,适用领域具有“公共性”,规则内容“行政规范性”较强,整体行政色彩浓厚,将其认定为“准行政性格式合同”符合其特殊性;二则在因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及其制定主体法律地位产生争议的纠纷、对电商平台经营者作出的监管处罚措施产生争议的纠纷以及对电商平台交易规则本身合法性及合理性产生争议的纠纷中,“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说”的认定均契合于司法裁判逻辑;三则“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说”的定位有利于进行预防性行政规制,弥补司法规制个别性、被动性调整的局限。

平台经济下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平台经济的诞生引发了新的劳资关系矛盾,而传统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对此未能有效纾解。各界对于如何变革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也有分歧,在劳动关系理论的解读、平台规制的边界及社保制度改进的思路上有较大争议。针对前述问题,本文选择切换既往视角,以多元主体联动的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我国在线诉讼平台规则之完善--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为例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为例,探讨在线诉讼平台规则的完善;通过系统梳理,检视“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现有平台中用户服务协议、隐私规则、平台规则展示等规则的不足;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用户调研,参考国内政务服务类平台规则整体情况和共性,提出了在线诉讼平台的特殊属性理论,即信息服务平台和案件办理平台的二象性、平台建设单位和案件办理单位的重合性;对“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提出包括制定用户服务协议、强化权利义务告知、提升规则触达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建议,希冀有益于在线诉讼平台规则之完善。

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

确保其自治规则成为“良规”,才能指向超大型平台健康有序发展的“善治”。考察现状,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上皆存在不足和存疑之处。结合具体实践,仅从私法角度和利用司法救济的手段已经难以实现对其完全规制,建立专门的备案审查制度理应成为治理作为“守门人”的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新进路。落实到备案审查的具体机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要求构成主要的原则和标准;有件必备,备而后查,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是作为基本的结构与方法;主管机关负责,视情况分步采取恰当的方式实现在主体与处理上的安排。基于对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必要尊重,在审查过程中还应当注意把握好具体限度。

电商平台规则司法适用研究

电商平台规则具有民间社会性、单方主导性和探索创新性。大多数平台规则符合制定法精神,而少数平台规则与制定法相冲突,司法机关基于电商平台规则具体内容,分别对平台规则采取认可、补充、反对和修正等态度。平台规则的司法适用须满足为交易习惯、法无明文规定、公众认可、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电商平台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形态非常丰富,可作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依据,也能构成漏洞填补和利益衡量的规范基础,此外,平台规则在事实认定中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

平台规则:协同治理的交互界面

多元主体维护平台生态就构成了平台治理,平台治理的内容在平台层面体现为平台规则,平台规则是平台履责的重要方式。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平台规则是什么没有定论,基本有算法说、策略说和机制说,但是均无法准确描述平台规则的内涵和属性。界面本来是计算机领域的术语,是不同组件的交互和共享的边界,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领域。平台规则串联起了平台、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承担对他们整合、转译、互释和呈现的功能,是他们进行交互的"界面"。以界面来理解平台规则,可以缓解其不确定性,增强其强制效力,也可以固化其交互性、强化其多元性,优化其及时性,使平台规则可以更好地起到平台和用户的交互作用,补充平台经济时代法律规制性的不足,更好地开展平台治理。

从自治走向共治:平台经济“软硬协同”治理模式的确立及其展开

现阶段,平台经营者不再满足于经济目标上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制定平台规则、行使监管权以及处理平台纠纷,企图掌握一种“准公权力”。由于平台交易的规模化、场景化和分散化,政府监管逐渐失灵导致平台权力失控;合规压力不断增大导致平台权力泛化,这意味着传统分散治理模式已无法充分发挥治理成效,需要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构建一种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平台规则虽具有“民间软法”的一系列弊端,但其同样具有和“硬法”共同维护平台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主观愿望,应构建一种“软硬协同”的平台经济治理模式。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在必要时主动行使监管权,实现平台规则和监管规则的有效对接;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尊重平台自治,不对平台规则的合理性做出过多评价,甚至是实质性审查;例外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对平台自治不足或过度自治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及时做出司法回应。

微服务架构下规则平台方案与规则迁移方法

在微服务架构下,应用系统的业务逻辑分解到多个微服务中处理,不同微服务对业务规则的实现方式可能各异,容易导致业务规则管理散乱、难以控制,为了实现业务规则的统一管控,在微服务架构中引入业务规则平台是有效的办法。首先研究微服务架构的特点,然后分析微服务中业务规则的实现方式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微服务架构下的业务规则平台技术方案以及业务规则迁移方法。

论平台规则的效力

成熟的平台治理表现为依规则治理,因此平台规则成为平台治理优先关注的问题。平台规则是否有效、为何有效、如何生效,归根结底是一个法效力的问题。在平台规则的效力来源上,意思自治奠定服务协议的效力,服务协议作为平台内的基础规范或承认规则,奠定其他平台规则的效力,赋予平台规则以正当性。在平台规则的生效要件上,主体要件要求拥有平台治理权,目的要件要求维护交易秩序和公共秩序,形式要件要求按照程序制定和修改。在平台规则的效力层次上,应确立“服务协议优于其他平台规则”“平台规则的正式规则优于非正式规则”“平台规则的总则优于其他正式规则”的判断标准,进而形成“服务协议—总则—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的效力层次。在平台规则的效力范围上,其时间效力存在特殊的多次生效机制,其物理空间效力同时覆盖域内和域外,其网络空间效力及于平台服务协议所列举的平台网站域名及其全部子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