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台经济的视角解析数据霸权与平台霸权

本文旨在清晰定义和描述快速发展中的"数据霸权"和"平台霸权"。文章通过分类、演绎和归纳的方法,以"数据—平台"的价值属性匹配为依据,提出"意义—媒体平台""商业价值—实体平台"和"社会价值—非营利机构平台"的三分法,并借此建构出互联、数据、算力和算法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霸权形成机制,认为仅在"零和博弈"和"法治缺位"条件下,才会在有既定价值逻辑的两条现实路径下形成新形态霸权。法治创新是目前最有效的反霸权手段。

美国网络平台舆论策略的形态变化与战略突破——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现阶段美国网络平台舆论策略形成了以国际化社交平台、精准用户数据和算法为核心要素的模式化特点。本文通过对“剑桥分析事件”和以色列“敲屋顶”战术的典型案例分析,提出了针对美国网络平台舆论策略的战略突破路径,即面向个人数据资产保护的前瞻性立法和优先在东南亚地区建构全球性平台媒体。

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

新媒体时代的平台霸权与中国传媒变革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但是迫于各种形势的压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谛。BAT的发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传统媒体生态恶化,新闻、广告与新闻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当平台垄断导致媒体"社交化"发生,主流媒体的"群众路线"与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关系需重新界定。在这场逐鹿新媒体的博弈中,宏观政策的博弈能否实现共赢?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信息战视角下西方营销传播对俄罗斯影响力研究

信息战得以成“战”的原因在于利用信息手段强加政治主体的意志,但强加主体意志并不总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营销传播作为一项说服的艺术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改革得以让西方商业品牌大规模进入苏联,高质量且低廉的产品在市场中的流入使苏联人民拥抱来自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原来西方广播电台无法做到的让西方生活走入人心的困境被营销传播轻松解决了。而到了数字时代,西方平台霸权主义又为西方数字营销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数据成为营销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俄乌冲突之际,数字营销传播又化作西方强加其视角下“真实信息”的新手段,在国际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西方营销传播从和平时期着眼于消费异化的长期投资转变为直接的流量劫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