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粮北运:全面内战时期的粮荒危机与政府应对——基于平津地区的考察

第三次国共内战带来的连锁反应,致使平津地区深陷粮荒。解决平津粮荒的核心是疏畅粮源,为此国民政府自1947年7月后即实施南粮北运计划。在此期间,平津各地方政府、工商团体通过自行筹购、赴京请愿等方式,为筹购粮食而奔走呼告。而国民党中央亦响应平津市府的请求,在办理粮贷、开放申汇、放宽限制、协助购运等方面付诸便利。继五大都市配粮会议之后,平津两市试行民食配售制度,南粮北运实现统一运销。南粮北运部分缓解了平津粮荒危机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威胁,但亦有问题迭出。国民党的南粮北运粮政实践,体现出中央政府的强势和地方政府无权自治的困境。南粮北运粮政失败,抑或可视为国民党败退平津的历史致因。

1945-1949,平津地区文学期刊的向“左”转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双方文艺政策的调整,左翼文学逐渐成为平津文坛的主导力量。认同左翼文学立场的作家成为文学期刊的主宰,许多中间作家开始向"左"转,其他作家则日渐淡出文坛,刊物的作者趋向单一化。在刊物的内容方面,也由先前的多元文学组合,逐渐萎缩成左翼文学独存的格局。

共赴国难: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的慈善救助——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联合北平、大兴、天津三处地方分会迅速在平津地区进行慈善救助。世界红卍字会总会及分会先后成立了救济队、临时医院与收容所等设施,一面着手善款募集,一面随战事情势开展急赈、冬赈、难民妇孺的救护与收容、尸体掩埋、医疗救治。经过近三个月紧张施救,世界红卍字会的战区慈善救助业绩显著,数以万计的难民妇孺得以浩劫余生,数百具尸体得以安息九原,避免了瘟疫的流行。世界红卍字会虽是一个秉持救灾恤患宗旨的中立性慈善团体,而在民族危亡之秋,也基于民族主义情怀,共赴国难,慨然担当,积极开展战地慈善救助,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平津南下工作团的组建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11日改称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请示。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后,各学校师生纷纷到部队驻地联欢,请解放军作报告,很多学生当场要求参加解放军。

跨越式的地方路径和实践型的文化情怀:论王余杞与戏剧

四川自贡作家王余杞因小说创作闻名,迄今,我们可以在他的散文、小说、游记、诗歌和翻译,甚至交通报告中,想象他跋涉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版图上的步履。因家乡风物《自流井》书写得名而拥有巴蜀文化阐释可能的王余杞,还在平津地区求学和工作多年,也将其书写的笔触,伸向了汩汩流淌的海河,他的“地方”文化路径,超越了“家乡”的局限。

“摩登”廖书筠

提起民国时尚,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十里洋场上海滩,然而在北国冰封的平津地区,存在着另一种“冬季摩登”,那就是溜冰。20世纪30年代,诸如《北洋画报》《玫瑰画报》等杂志上,曾多次刊登北平举办冰雪运动的图片报道,其中尤以“社交名媛”参与的活动引人瞩目。廖书筠女士(见上图,刊登于《天津商报画刊》1936年第1期,北平摄影名家、《北洋画报》记者李尧生摄)就是其中曝光率极高的常客之一。

新见平津沦陷期间报刊所载周作人“佚文”及相关史料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地区相继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周作人在平津地区的报刊曾发表大量文章与言论。笔者经年搜求,寻获在此期间周氏"佚文"十五篇,以及相关史料若干,均为尚未公开披露或编入周氏文集者。为此,笔者对这些新见"佚文"及史料做初步整理与简要评述,谨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刘少奇在华北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贡献

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后,刘少奇出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卓有成效地宣传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在平津地区再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促进全国实现各阶级团结一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深刻批判党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率先开展对10年“左”倾错误的清算,扫清党内的思想障碍。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大刀阔斧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解放了

片名:解放•终局营救制片地区:中国导演:李少红、常晓阳编剧:史建全、李萌内容简介: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50万军队围困于平津地区,总攻在即。此时的天津城内,暗流涌动,国民党军队方面在做垂死挣扎……为粉碎敌人阴谋,解放军炮兵侦察连连长蔡兴福等四人临危受命,乔装潜入天津城,与敌人斗智斗勇,展开殊死搏斗……

画虎不成——浅析侵华日军缘何鲜有歼灭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首次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赢得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余万人伤亡,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的沉重代价。当时的国民政府声称,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共与日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