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迁移模型的经验分析

制造业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核心,承载着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双重压力。本文聚焦于环境规制作为治理环境的一把双刃剑,能否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并行不悖的问题,从理论上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升级两者之间存在的动态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PSTR)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2)环境规制能有效倒逼制造业升级,并且严规制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弱规制;(3)环境规制可以作为制造业升级的一个有效内在驱动力。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从而推动制造业升级,为实现经济绿色增长提供内在激励。

农村金融发展拉动了农村经济增长吗——基于面板平滑迁移模型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面板平滑迁移模型探究1999—2012年间中国不同省份内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联机制,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差异。其中,金融相关率较高时,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拉动农村经济增长;金融相关率较低时,农村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农村经济增长。此外,部分欠发达省份的金融相关率统计显示,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金融相关率在样本末期仍未超越门槛水平,表明其农村金融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还不能显著拉动农业经济增长,文章针对此提出相应建议。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现象,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迁移(PSTR)模型对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偏向会随技术的空间扩散而产生扩散现象;由于引进地区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这导致原有技术的要素偏向特性在空间扩散过程中发生改变,故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技术创新模式为适宜性创新模式时,引进地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强,引进技术原有的偏向特性会发生较大改变,这时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效应较小,反之较大,因而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效应存在创新模式的门限效应。

我国利率规则与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非对称关联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分别以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产出缺口作为转移变量,描述和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非对称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缺口之间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这说明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产出缺口的变化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产生显著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一定的相机选择成分。

猪肉收储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

文章应用平滑迁移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猪肉收储政策对生猪产销价格间非对称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而评价猪肉收储政策的实施效果。结论如下:从长期来看,猪肉收储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生猪产业链纵向整合水平;从短期来看,猪肉收储政策提高了生猪产销价格间的传导速度以及生猪价格正常波动时生猪产销价格系统恢复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速度,但是也增加了生猪产销价格间非对称传导发生的概率,破坏了生猪产销价格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从生猪产销价格间非对称传导视角来看,猪肉收储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地方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Barro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平滑迁移机制,考察地方债务影响经济发展的平滑迁移特征及其区域异质性,以期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平均新增债务率的门槛值为8. 11%;低于该值时,地方债务增加会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该值时,地方债务对经济的发展将从高速影响机制平滑转向低速影响机制。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债务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不均衡程度明显且省级分化特征突出。

我国财政政策效应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利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财政政策效应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国财政政策效应会发生显著变化,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为挤入效应,而到经济扩张时又转变为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了非线性效应,但政府支出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并未产生非线性效应;政府税收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明显大于经济扩张时期,并且政府税收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政府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方式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但长期内需警惕政府投资和持续减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恢复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视角,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测算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并将该指数纳入平滑迁移回归模型(STR),以研究不同金融状况下混合型货币政策效应,从而为经济恢复、金融稳定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利率的政策效应逐渐强于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应;当金融状况发生变化时,混合型货币政策对我国实际产出存在非对称效应,即金融状况不佳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提振效应有限,而金融状况良好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抑制效应明显;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货币政策具有托底经济的作用,但其调控效应具有局限性和时滞性。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应结合金融市场状况,实施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精准帮扶特定行业或企业。

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影响调控效果吗——基于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从“价格型”和“数量型”两个方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评估,并在运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选用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开放度和汇率稳定性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当货币政策独立性处于高区制时,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均能发挥出良好的逆风向调控效果,并且相比于“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具有力度缓和、影响长久等优点。本文认为,未来在积极推进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主导向“价格型”主导转型的同时,还应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充分发挥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非对称的“产出-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机制研究

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影响和替代关系不仅是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体现,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政策干预的基础。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菲利普斯曲线正是将宏观经济中的上述核心变量联系在一起,它是描述物价水平、失业和产出增长率的重要经验定律。本文中,我们利用平滑迁移模型(STAR)对我国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经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并且此特征由逻辑函数刻画,非线性转换大约发生在通胀预期为2.6%的附近,且转换速度显著。

我国货币—产出非对称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货币与产出之间的非对称影响关系研究,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运用平滑迁移向量误差修正(STVECM)模型,对1989—2007年我国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称影响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引入年产出增长率、年货币增长率以及年通货膨胀率的年度变化作为转移变量,线性检验表明我国货币、产出和价格系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通过模型估计识别了我国货币—产出关系的经济和/或政策状态相依性;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概括来说,我国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依赖于经济周期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加速和减速阶段。

生猪产销价格传导机制:门限效应与市场势力

本丈应用平滑迁移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中国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之间传导的门限效应,并应用非对称GARCH模型考察了市场势力因素在价格非对称传导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猪肉市场纵向整合程度较高;短期内,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增长率之间的传导渠道顺畅,不存在价格传导时滞,但是,生猪产销价格传导幅度和恢复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速度具有门限效应,而且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对传导关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猪肉批发商具备的市场势力是导致价格非对称传导的重要原因;上期猪肉价格增长率是决定生猪产销价格传导关系区制转换的门限变量,因此,制定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可以将猪肉价格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其门限值作为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