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中日地方层面交涉模式——以“平潭惨案”为例

中日双方交涉具有层面性。"平潭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地方层面交涉模式反复交涉于日本驻华领事;日本驻华领事则独当一面,在中日交涉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地方层面交涉模式有利于防止事件升级,确保双方关系的稳定。然而,随着中日矛盾激化,这一模式难以适应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被迫转换外交策略,地方层面交涉处理危机的模式随之寿终正寝。

海盗乎? 海难乎?——1928年“平潭二二八惨案”的中日折冲

1928年2月28日福建平潭海域发生了日本海军屠杀平潭渔民的惨案。中国政府认为平潭渔民出于人道主义,对搁浅的日本商船"锦江丸"进行救援,是一起海难事件;而日本则认为平潭渔民对"锦江丸"实施了抢夺,属于海盗行为,因而日本海军开枪射击海盗纯属正当之举。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制约下,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政权稳定的考量,在与日本的交涉中压制民众的反日运动,仅运用外交谈判原则据理力争,难以使事件获得公正的解决。国民政府对"平潭惨案"的保守处理方式反映了"作为革命主体的国民党政权转换为行使实际统治权的统治主体过程中表现的一个局限性",与其后来解决"济南惨案"妥协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