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视野中的加尔布雷思“平衡经济学”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意识到,"新常态"是一种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它的本质是过剩经济。但是经济过剩只表明当前的生产已经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它既不表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更不表明与物质需要相对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经济学家们对此认识的不足源自他们的经济学以短缺经济为前提和基础。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对此进行了揭露,并提出了在私人品和物质产品过剩与公共品和精神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下,应当建立强化公共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的"平衡经济学"。这对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提出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为了避免在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再掉进高平衡陷阱,中国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片面的经济增长。

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与方法

从平衡的概念出发,针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竞争问题,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概念,并论述了其内涵及特性;构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框架,包括遵循四大规律、基于六大理论、考虑六大因素、符合三大准则;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计算思路,包括资料处理、量化计算、结果检验3个步骤,并给出了其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表征方式。以2019年沁河流域为例,量化了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在求解一次平衡点以及经济社会用水刚性约束、生态用水刚性约束、综合效益刚性约束条件下平衡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六大因素以及总需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关系,确定了沁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点,即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用水的比例为0.71∶0.29。

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与变革进路

城乡经济不平衡由来已久,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征,并在不同经济体制和时代条件下积重而行。究其根本,在于城乡生产力结构布局的不均衡,本质原因则是城乡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多有失衡,深层动因则表现为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一步构建“生产要素不平衡—产权制度不平衡—治理机制不平衡”的具体分析框架,阐明其中的辩证互动关系,从一个整体性、制度性的视角解析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并在增长与平衡、体制与结构、制度与治理的辩证视角中提出化解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对策进路。

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与治理机制研究

从城乡经济不平衡的内在逻辑来看,引发该现象的原因与城乡之间的生产力不平衡、生产关系不平衡、治理机制不平衡有着直接关系,并在不同时代和经济体制下均有突出表现。若想打破城乡经济不平衡局面,除了需要准确把握其中隐藏的辩证互动关系以外,也要从整体性、全局性以及制度性的角度,构建切实有效和完善的治理机制,以促进城乡经济平衡发展,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目标。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吗?

以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结合2013—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宏观数据和县域夜间灯光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后发现: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平衡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行政等级较低、中西部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城市产业非空间集聚、优化城市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等渠道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结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平衡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正外部性,这为政府加快大数据发展,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共享理念视域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为践行共享理念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此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严峻:城市化进程与“三农”发展问题;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领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相互掣肘,已经成为践行共享理念,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制约因素。所以,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共享理念视域探索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实践路径,提出实施脱贫攻坚促进全民共享;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面共享;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渐进共享。通过实施系列政策举措,有效缓解当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助推全体人民逐步迈向共同富裕。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下的长期经济平衡增长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日益深入,厘清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对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VP-SV-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将前沿的经济在险增长研究框架引入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经济效益研究中,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深入探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长期经济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1)随着资本账户流入与流出的非同步开放,流入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小,而资本账户流出开放成为打通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促进机制的关键点;(2)双向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金融稳定性下降,但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没有特定的模式;(3)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但会通过降低金融稳定性间接地加剧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且后者的影响程度更大。

苏北油区CCUS-EOR项目全成本经济评价体系研究

将CO_(2)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与提高原油采收率(EOR)技术相结合,将捕集的CO_(2)注入地下驱油,在提高采收率的同时实现碳封存。CCUS-EOR项目的完整流程包括捕集压缩、运输、驱油、回注等多个环节。本文将CCUS-EOR全流程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剖析CO_(2)驱与常规水驱开发成本构成差异,建立适宜的CCUS-EOR项目全成本经济评价体系,确定捕集成本、运输成本、驱油成本的取值依据,推导出考虑碳减排收益的盈亏平衡模型,满足CCUS-EOR项目快速评价、辅助决策需求。

城乡收入不平衡的结构演化:测度与特征识别

文章基于结构基尼系数估计方法,对2000—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并基于核密度曲线和趋势线考察区域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单元和农村单元对全国城乡收入不平衡的贡献趋于下降;中部地区各省份城镇单元和农村单元对全国城乡收入不平衡的贡献先升后降;西部地区各省份城镇单元对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不平衡的贡献普遍较低,农村人均收入对全国城乡收入不平衡的贡献先升后降,其结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与中部地区城乡单元类似,呈现明显的“倒U”型。城乡经济不平衡已得到较大的改善,区域间城乡差距日益缩小。

城乡经济不平衡视域下市场化改革经济效应的测度与分析——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进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之一,城乡差距的缩小、城乡关系的演变、城乡矛盾的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必须着力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差距过大的问题,强调城镇化模式的包容性,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财产积累与公共服务获得等方面的现实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经济治理效能,呈现何种结构化特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市场化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发育、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均能加深城乡经济不平衡程度,而其余市场化改革举措则有利于降低城乡经济不平衡程度。可见,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同举措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当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市场化改革会对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数字经济非均衡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导致了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这无疑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因素。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旅游研究中的经典议题。数字经济非均衡必然成为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问题。那么,数字经济非均衡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是什么?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证发现,数字金融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但也可能加剧区域间的经济不平衡。发达地区通过数字金融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则可能由此陷入经济发展缓慢的困境。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过去追求规模速度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一些弊端,比如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负担加重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

逆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新平衡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规模的相对变化值得关注。中国GDP相对于美国的比重在2020-2021年延续了此前的上升趋势,一度达到76%。但2022年以来,这一比例明显下滑,截至2023年3季度已基本回到疫情前的百分比水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包括地缘政治事件在内的非经济因素对于分析与判断未来经济和市场形势日益重要。文章在宏观经济平衡的框架下,探讨逆全球化的体现与影响,尤其是从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两个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行路径,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均衡发展——来自长三角县域夜间灯光的证据

采用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基尼系数反映长三角地区231个区县的经济平衡发展水平,并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区县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区县经济平衡发展;机制分析表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转型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进一步基于高德地图POI兴趣点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使长三角部分业态向落后地区迁移,从而弥合地区差距,促进县域平衡发展。

契约的经济平衡——行政主体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赔偿、补偿制度的研究

经济平衡原则是由法国为平衡行政协议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而创立的,具有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维护市场和契约平衡的作用。我国《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1款虽然对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有规定。但却对赔偿、补偿的依据、标准未做具体规定,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赔偿补偿标准不同、是否给予赔偿补偿的认定不同,法治难以统一,导致相对人难以获得应有的、足额的救济,极大地影响了契约的经济平衡,难以修整政府的调和行为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冲击。本文旨在结合我国当前法治环境,肯定我国已经出现了的“经济平衡原则”,为其完善和优化提供现实可行的建议。

论经济生态系统平衡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经济生态系统平衡是运用系统论的工具分析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经济社会环境与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主体互相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经济生态系统。长期的量变积累引起的质变或者突发事件会打破原有的经济生态平衡。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产业基础,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恢复平衡的韧性。在分析经济生态系统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生态系统,经济生态平衡的打破与再平衡,并分析了经济生态系统平衡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2001—2021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定量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区位条件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因素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2001—2021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经济发展迅速,但存在绝对和相对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极差和标准差均逐渐扩大,使用人均GDP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15年之前基本呈持续下降之势,2015年之后呈窄幅波动之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区位条件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因素均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各省(市)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加强地区间合作,推动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投资机制。

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来看,雁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是亚太地区保持韧性和张力以克服挑战、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有力支撑。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严峻挑战,亚太各国应努力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扩员,高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合作,推动亚太经济转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新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探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面临农村人口外流、土地资源空心化、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之一,旨在推动实现农民增收、农村面貌改善、农村全面振兴。该研究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背景和意义以及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挑战,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随后探讨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关键问题和对策,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包括案例选择和数据来源,案例分析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