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人文主义”平议

杜维明先生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构想。这里的“精神”或“精神性”,并非简单地相对于“物质”或“物质性”。据其论述,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指的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精神人文主义”构想一方面极具启发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平议

宁稼雨在借鉴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与研究、吸收中国主题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率先提出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主张。中国叙事文化学作为一种有中国文化立场的创新型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俞樾《諸子平議·管子》補正

德清俞樾(1821—1907),^(①)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②)《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管子》十四則,詳加探討,審視俞説之瑕瑜,並作補正,祈能爲其中問題提供較爲清晰的解説。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叶适对荀子批判之平议

南宋事功派叶适曾以读书札记的方式对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进行较为详尽且深层的批判。若细读而梳理之,会发现其对荀子的批判涉及劝学、止斗、议兵、天人、礼文、解蔽、正名、性恶等诸多方面,且均给予了消极、否定的评价。叶适的批判具有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的鲜明特点,在当时及后世,非但对阐扬荀学无功,反而助推了贬抑、解构荀子的“反荀”思潮,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流弊。对叶适的荀子批判进行再批判,审视、明辨并清理其中的是非曲直,对于今日公正、客观地评价荀子、还原荀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思想价值。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之有得——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平议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于其20世纪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续时间长,对荀子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较高关注度,产出成果丰硕,属民国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极富思想史研究特色。他在涉荀研究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化了荀子儒家学派归属的认知,准确把握了荀子思想特点与为文风格。他以公允客观的态度指出了抑荀扬孟与抑孟扬荀这两种立场均不可取,独具慧眼地看到荀子最有特色的一项学说是性恶说,并在宋子与荀子关系上提出了新观点。郭沫若荀子研究深造之以道,多自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当今荀子研究具有诸多学术启迪。如对于弓荀学派中的子弓是何人,《吕氏春秋》与荀子的关系以及荀子与科学的关系等多个论题均有启发。平议郭沫若荀子研究,无论是对于客观评价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还是对于启迪当代荀子研究,都有一定学术价值。

中国传统“从游”教育模式平议

"从游"的本义是"跟从游历"。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它以贴近示范、师生互动为主要授业方式,把人际交往方式引入教育活动,通过相处、交流、问难,完成知识学问的传递、人格修养的认同、情感道德的熏陶和学术事业的传承。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在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前承后继,而且对于我们纠正当今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弊端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群经平议》训诂失误举例

《群经平议》是晚清著名小学家俞樾的一部重要训诂学著作,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该书在训诂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其训诂失误的原因表现为：不明史实而误训、不明通假而误训、滥言通假而误训、偷换概念而误训、误会古注而误训、不明语法而误训、不达古语而误训七个方面。对书中误训的揭示和梳理可以为后人阅读和使用该书提供有利的帮助。

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

朱彝尊的集句词集《蕃锦集》向来是被学界主流鄙弃不谈的一部作品,原因与对“集句”这种“文字游戏”的认同程度有莫大关系。本文第一部分对集句的产生、流变、价值作了初步梳理,第二部分对朱氏《蕃锦集》作了具体品评,并指出:朱氏在集句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实质上是他自觉释放这种文体的抒情功能的结果。

杜甫生前名气平议

杜甫的名气,到底在生前即有还是身后逐渐显扬的,许多人都认为是在身后的中唐元和年间,故综合评估看,生前名气并不响亮。事实如何呢?从生活圈层看,他前半生旅食京华,是最为接近最高核心层的时期;从交游看,杜甫生前多结交上层名流;从同一时代的社会名人对杜甫的品评看;以及杜甫的夫子自道,都能证明杜甫在世时的名气不小。

王辉斌《唐代诗人探赜》平议

唐代文学历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相关各类文章著述一向纷繁浩淼，难以胜计。但细细推究起来，迄今为止，唐代大多数诗人的生平事迹仍然模糊不清，一些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其生平种种虽然还可称轮廓清晰有迹可查，而那些中小诗人则往往无人问津，相关论述偶有寥寥数语，也是有如浮光掠影一般，因此其生平行事更是模糊不清，有的则甚至是存在着种种谬误。

“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评论儒藏本《群经平议》的版本选择

2014年,儒藏编纂中心出版了一部《群经平议》排印本。该书的总体质量相当高,可是由于在版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有不妥之处,因而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首先,儒藏点校者所选取的底本乃《续修四库全书》本,不如《春在堂全书》本面世早,也不如它清楚、可靠。其次,《春在堂全书》本专门提供了一个刊误表,可是儒藏点校者没有使用这个本子,因此未能吸收这些重要的刊误信息。另外,除了这两个版本,《群经平议》还存有一个难得可贵的原作者亲笔手稿本,而儒藏整理者也没有参考校对,导致儒藏本《群经平议》继承了传世木刻本固有的若干错误。本文将要讨论现存《群经平议》的不同版本,分析它们各自的优劣得失,再介绍儒藏的版本选择,最后揭示由此而引起的一些校勘与文本的问题。

民国吟诵教学平议

吟诵是古代读书人在读书或创作中一种自然而然的诵读方式，从先秦至清末，终未断绝。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渐人，改革风行，对中国固有之传统冲击甚大。传统吟诵也不免走上式微之路，虽清末之士人意欲起而振之，或结社联吟，或撰文呼吁，或躬身示范，大力强调传统吟诵在创作、教化等各方面之作用，但终将难挽颓势。进人民国，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政府在学校教学、教材编写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统吟诵及吟诵教学又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何去何从？

近代狭邪小说分期诸说平议

近代狭邪小说上承古代"世情"、"人情"小说叙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社会小说创作,在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有承传递进之功。自鲁迅先生首倡狭邪小说研究以来,关于小说分期问题的争论不断:三阶段论以鲁迅先生的"三变"说为蓝本,强调文本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契合度,将狭邪小说分为溢美、近真、溢恶三个阶段;在文学研究多元展开的大背景下,两期说应运而生,在综合考量小说内容、艺术风格、作家身份、传播方式等文本内外因素的基础上,认为近代狭邪小说实为前、后两期。分期上的歧见,表面看来是研究者学术视野与研究取径的不同,实则缘自于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究其根柢乃是对近代狭邪小说特质的认知差异。

千年张泌疑案断是非——各家张泌考证平议与辨正

唐末五代到底有几个张泌 ,其时代归属及作品归属如何 ,一直是困扰文史学界的难题。自胡适以来 ,虽有学者不断进行专题考辨 ,但至今仍争议不休。通过对各家张泌考证的平议与辨正 ,辩明此案的是非 ,确定张泌时代归属 ,并对其生平、作品等问题作出全新的补证和描述。

《史记》整理平议

对古籍新整理本特别是公认的典范之作进行平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文本,并被认为是古籍整理方面成绩优异的代表作之一。实际上,校点本仅正文部分就新生文字差错80余处,径自改移增删、脱漏校改符号等古籍整理失范之处不少,吸收学术成果不足,漏校、误校问题亦多。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史记》有重加整理的必要。

民国《天问》研究平议

民国《天问》研究堪谓《天问》研究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千百年《天问》研究传衍的纽带与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不仅逐步从楚辞的大家庭中剥离而展露出独立发展的自觉意识和有心追求,而且在时风世情的沾溉下体现出综合多元的广阔视野和卓然自树的新变迹象,从而基本形塑和奠定了当代《天问》研究的格局与范式。当然,经过长期研究成果的历史积淀,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亦显露出对历代著述进行初步整合与评判的端倪。

俞樾《群经平议》句读观述略

俞樾《群经平议》中有许多关于句读的辨析。在全面继承前人句读术语及辨析方法的同时,也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句读观。表明俞樾已经具有了对句读与其它诸多因素紧密相关的明确认识。发掘俞樾《群经平议》中的句读分析材料并加以评析,这不仅可以丰富古代汉语语法学史的语料,对于丰富古代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