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时间起始、空间场域与参照性问题——基于“年代学”的一种思考

九十年代文学在当下日益明显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真正按照年代学理论对之进行探讨的,似尚未有之。本文据此,从时间起止、空间范畴和参照性等方面展开考察,其意是想从最基础和最基本问题切入,来表达对如何规范和推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想法。而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科自律的意义,而且也内在地蕴含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及其对九十年代性的理解。因此,应该有必要引起重视。

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图景上还原真实的王小波

王小波于20世纪90年代(下文简称“90年代”)前期开始引起文坛注意。1993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其《黄金时代》获得华语小说大奖的报道,为“大器晚成”的他在文坛亮相进行了热身。此后,他集中发表和出版了包括“时代三部曲”(花城出版社,1997)在内的一批小说和散文随笔,在一定范围内吸引了文学同行和读者的眼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上,在文学逐渐失去其轰动效应,以及文化消费市场快速更迭的背景下,“王小波热”现象却持续燃烧了十年之久。与“王小波热”现象相对应的,是90年代另一些有质量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被重视。本文作者本着较为丰富的阅读经验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纷繁的文学图景上还原真实的王小波,既关乎人们面对文学时的真诚,又关乎更好地推介阅读和认识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

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些散见

对1980年代文学的理想化认识长久以来压抑和掩盖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实际上,相对于1980年代的初级变革之路,1990年代才真正获得了丰厚的文学实绩。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主体性与文化身份的自觉,这是内在变革的关键;其次是出现了真正成熟的文本,特别是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第三是“中国故事”与本土叙事方式及美学的自觉,这些对于即将跨入百年门槛的新文学来说,是至为关键的。基于此,我认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还远未充分发掘。

冷媒介与精英文学--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

1980年代文学因典型的精英文化特质在当代文学史中地位显著。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期刊是重要的文学载体。作为冷媒介的文学期刊,其信息清晰度低,参与度高,对精英文学有不容忽视的形塑作用。文学期刊能动地参与、推动、制造了精英文学的盛宴,塑造了1980年代的文化风格和气质。探讨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进而反思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对应对媒介化时代的文学境遇不无参照意义。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文学媒体的发展与文学制度的重建——80年代文学制度系列研究之一

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机构逐渐重建，一些出版机构也在陆续恢复。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文学媒体的发展，是窥探那个时代文学制度重建与变迁的重要路径。“文革”结束之初，为了清除“文革”政治势力、文化势力和观念的影响，有必要借助报刊传媒来宣传和社会动员。

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战时中国充满转折与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文学史面貌。在"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下,钱理群的研究以"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整体判断确立了40年代文学的总体构造;以"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考察知识分子在转折时代的选择问题;并对一批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文体实验做出了奠基性的开掘。

“九十年代文学”与主体意识的张扬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90年代既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也是一个万花竞放的时代。它以作家主体意识的张扬为标志,不仅让一批优秀作家获得了文学史的地位,也让众多青年作家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并逐渐确立了较为完整的“人学”观念。重建普通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历史地把握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历史地融会各种表达技术,是1990年代文学的突出表征,也是作家主体意识全面激活的实践结果。它为新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诗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审美经验。

“九十年代文学”:需要重视的一个“年代”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周诗寒:吴老师好!2021年10月中旬,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在温州联合召开了“文学史视域下九十年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不少学者称该议题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是很有价值和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深受启发,对此也很有同感。在这里,想请您谈谈会议主题的确立,是否与“年代”的理解有关?

存在主义文学的反证式形态:对50-7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解读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已被学界所初识。借助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观之,50—70年代中国文学其实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反证式形态。这种反证式形态首先体现在艺术哲学理念上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否定;其二是审美思维方式上呈现为文学反映论与主体间性写作之分;其三是历史诗学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悲观主义倾向的差异;其四在创作的人文价值立场上或人道主义话语内涵上两者亦表现出双向悖反的张力结构:群体共在世相的再现/个体此在本相的敞开,现世建构意识/现实批判理性。

迷离与新向度——1990年代文学的精神脉象

1990年代由"文学精神溃败"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界"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以文化误读的方式无意道出了中国文学精神贫困的事实。所谓1990年代"文学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复位与回归,虽然有精神塌陷的现象呈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文学精神在另一个向度内的积极生长。不过,1990年代文学在后现代精神向度内的"过度"生长,导致其初始因消解传统和现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精神成果,无穷地被无边界的后现代解构洪流所吞噬。

从现代书局的选择管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出版变迁

本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期现代书局的出版选择进行分析,发现三十年代整个文学出版具有从青睐左倾文学到推崇纯文学的变化动向。这种转向是当时的文化政策作用于文学出版发行的结果,与三十年代书局的投机性亦有很大关系。

一份杂志的命运与一个年代文学的侧影——以《中国》的创刊与停刊为中心

《中国》杂志是丁玲在1985年创办的一份大型文学刊物，共出版了18期，1986年被迫停刊。这份杂志的“生”与“死”有着深长的意味。1984年11月，《中国》召开规模盛大的创刊招待会，在京的文坛人物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招待会。但丁玲逝世7个月后，中国作协党组就作出了《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社的决定》。《中国》为什么会被强行停刊？创刊与停刊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博弈？本文把《中国》放在第四次文代会前后文学体制建构过程的这一具体历史情境之中，试图从《中国》的创刊、停刊及其原因等方面入手，呈现刊物内外的各种力量与矛盾，从而展现1980年代文学的某种侧影。

论90年代文学的审美转型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上世纪90年代文学表现出鲜明的过渡性,在价值倾向和审美选择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在价值定位上,90年代文学从精英审美向市场审美转变,市场审美具有消费性与竞争性、平民化和包容性、实用性和流动性特征;在叙事形态上,90年代文学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变,文学与时代、社会、媒介的多元互动推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潮流;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90年代文学从呈现“大历史”向描述“人的历史”转变,文学创作重点关注的是民间的历史、地方性的历史和小人物的历史,作家讲述的往往是故乡的历史和故乡人的历史。90年代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促进人类进步的文明复兴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近年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命题。本文尝试对这一命题做学术史的清理。通过相关观点的整理、清理和对比,力图凸现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图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形态。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现代时间意识的确立与困境——论1920年代文学中的黑夜意象

在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时间意识的确立是启蒙思想、浪漫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三者合力推动的结果,因此造就了它矛盾重重的内涵特征,而黑夜意象则为我们理解这一嬗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年代的文学呈现出启蒙思想与浪漫思潮并举的局面,前者引入了科学、理性、进步的现代时间意识,后者则分裂成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克",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接受了启蒙主义的进步历史观,却又将刚刚确立的现代时间意识推入"圆满"与"终结"的困境;另一传统则抛弃了前者崇高的历史信念,并在不可逆的时间流逝中感受到生命的危机意识,但在个人主义式的自省背后,仍潜藏着对某种古典永恒之说的信仰,因此也没能走向历史的决裂。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1990年代市场经济所带动的“九十年代文学”,因市场和大众文化消费浪潮的卷入,而与“八十年代文学”的面貌有所不同。很难说,1990年代社会和文学已止步于某个时间点,也许现在还是它的历史性格规划及进程当中。这一背景,必然会引起关于史学意识、研究路径和问题以及史料积累和研究秩序关系的讨论。但这也不排斥动态性研究被前置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只是一篇探讨性的论文。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新法接生”——记录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新法接生"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生育技术改革运动的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接生方法及其背后所运行的传统生命观念,记录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民族国家对生命权力、生育习俗、妇女身体、家庭伦理关系的改造,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再造。作家们围绕"新法接生"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女性——产婆/接生员形象序列,在中国职业女性形象史上留下特别的印记。

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文学的现代性关联

在"年代学"或"断代史"文学研究中,存在二元对立的思想倾向,从现代性、整体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的关系,更能发现两者在叙事上的"历史连续性",其内在连续性大于表面的"断裂"和差异性。通过"缝合"历史的断裂带、对接80、90年代文学通道,梳理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发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并在连续性的时空中摸索其审美逻辑和内在规律。"现代派"小说表征了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个人"对"现代"的敏感体验,90年代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纷争其实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