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监管问询、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费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年报监管问询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年报监管问询通过增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可信度和威胁程度,提高了审计费用,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了中介效应。从问询函特征来看,被问询次数越多以及公司回函越详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进一步从内外部监督视角来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在选择不具有行业专长事务所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因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并不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上述结论丰富了年报监管问询在公司治理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

年报柔性监管、高管激进与企业财务舞弊

文章选取2014年问询监管方式实施后的2014—2021年企业样本,分析了年报柔性监管对监管前、监管后企业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管个性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当年发生财务舞弊会显著提高企业被柔性监管的概率,而企业被柔性监管后,未来一年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显著下降,说明年报柔性监管起到了遏制企业财务舞弊行为的效用。机制分析显示,年报问询监管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改进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在管理层较为激进的企业中,年报柔性监管不但未能抑制企业财务舞弊,甚至会加剧企业财务舞弊可能性。

溢价还是勤勉?中注协年报审计监管约谈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

中注协年报审计监管约谈作为一种行业自律的预防性监管制度,其产生的监管压力将影响审计定价。文章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中注协年报审计监管约谈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面对中注协监管约谈所带来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直接收取风险溢价来降低风险,而非增加勤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对当面约谈方式更为敏感,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行为及其处罚信息的披露均对监管约谈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文章提出分层次分重点开展不同方式的监管约谈、建立年报审计监管约谈处罚机制、将中注协全过程监管与违规处罚监管相结合实现协同监管的建议,以期为提升中注协年报审计监管约谈的效果提供参考和依据。

年报监管、内部人减持与市场反应——基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以我国深交所年报问询函及其公司回复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年报监管函件披露前后的内部人减持规模及其披露产生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1)年报问询函回复期的内部人减持规模显著高于控制期,内部人存在利用回复期的信息优势进行交易的择时行为;(2)年报问询函及其公司回复函披露后均出现了负面股价反应,披露前发生内部人减持的样本负面股价反应更大,表明此类函件揭示了敏感信息,内部人通过提前减持规避未来股价下跌的损失;(3)及时对年报问询函做出回复有助于向投资者澄清问题,不论年报问询函回复期是否发生内部人减持,未逾期回复样本的市场反应均好于逾期回复样本。

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研究了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监管对企业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分析师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削弱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债务融资规模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得出,年报问询函中的问题数量、字数、涉及“内部控制”相关内容,都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规模。

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规范与监管的改进研究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现状——年报内容越来越丰富,在关注披露内容之余,对年报的披露方式和形式越来越重视,然而年报质量仍存在简单错误频发、关键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主要原因——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同披露规定不一致,以及年报披露监管职责协调性不足。提出改进建议:由财政部牵头整合年报披露要求,完善年报信息披露事前引导;提高证券交易所对年报披露的事后监管效率。

年报问询函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判断吗?

本文以201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务所、总分所和审计项目团队三维审计师层面考察年报问询监管对关键审计事项判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年报问询监管有助于提高未来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从总分所层面,年报问询监管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的积极作用在分所层面更明显;再到审计项目团队层面,年报问询监管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的决策效用在“低成本型”的审计项目团队行业专长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年报问询监管能够增进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来提升新审计报告的稳健性.此外,年报问询力度和具有风险特质的年报问询事项更显著积极影响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本文从三维层面检验了年报问询函对关键审计事项判断的披露效果,丰富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和关键审计事项决策价值的研究.

Annual Report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An Analysi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in Malaysia are not subjected to statutory requirement to follow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when preparing their annual report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annual reports of 100 NPOs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y of Society （ROS） under the charity and religious categori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porting practices by NPOs; and （2） to describe the contents of a set of annual reports an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of NPO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variations in reporting practices among the charity and religious categories of NPOs. On aver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POs do not focus on the disclosing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the ROS, the governing body of NPO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gulators need to strongly practice enforcement to strengthen the compliance of the annual reports submission. Overall,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regulators as a basis for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NPOs＇ annual report framework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