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问询函会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吗

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表示对该公司的审计质量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能够影响事务所对该公司后续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界定。文章选取2015—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围绕年报问询函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主题,结合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展开研讨。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有反向影响,且被审计单位若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年报问询函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研究为事务所保障审计质量和交易所提升监管效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年报问询强度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基于审计师风险感知的视角

自2013年推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以来,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问询成为沪深交易所常用的监管手段,年报问询监管也因此受到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年报问询强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强度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其作用路径为通过提升审计师风险感知实现;机构投资者持股、管理层持股比例低和网络媒体关注度高的上市公司收到的年报问询函强度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且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语调越消极;年报问询强度越强,越容易引起上市公司审计时滞,而且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利于提高企业盈余质量。研究结论丰富了年报问询监管和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研究,也为规范关键审计事项充分披露和监管部门完善监管制度提供借鉴。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提高企业回函效率吗?——基于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年报问询函监管制度作为证券交易所监管市场的重要手段日益获得认可。为探索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年报问询函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回函视角,运用stata15软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及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提升回函效率。同时,由于产权性质和问询问题性质的不同,其回函效率亦有所差异。实证显示:非国有企业回函态度更积极,而如果问询问题性质越严重,则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回函效率越高。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促进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促进问询监管制度更好发挥效用具有积极意义。

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现状、特点及建议——来自2022年深交所年报问询函件的统计分析

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背景下,资本市场发挥引领性资源配置作用,问询函也成为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重要监管手段。文章以202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更可能被问询,被问询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更高、资产管理效率更差、盈利水平和成长性更低、会计信息质量更差,而上市公司延期回函情况较为普遍。结果表明,非处罚性质的问询函制度能准确筛选和识别被问询公司的真实状况,揭示信息披露缺陷,对资本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年报问询的影响研究

通过以2015—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年报问询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年报问询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年报问询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高、媒体关注度高、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结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内部治理作用,为达到以数字化转型为支点推动企业遵守会计准则、提升信息披露水平的目的提供了经验支撑,也为监管机构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提供了启示。

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激励机制与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5-201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针对A股主板公司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上市公司对财务总监的激励机制,对年报问询函的引发因素、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财务总监的薪酬激励水平越高,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概率越小,收到的问题越少,问询周期越短。性质较为严重的问询函后显著增加后续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概率,加大财务总监可能承担的法律成本。

内部控制质量对监管问询的影响研究——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问询函收函概率的关系及审计质量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年报问询函的收函概率;审计质量在内部控制质量对年报问询函收函概率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上市公司“答非所问”程度与审计费用--基于年报问询函与回函的综合研究

年报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向年报披露存疑的上市公司发出的函件,有问有答才构成一次有效的问询回合,因此综合考察年报问询函和回函的经济后果更具意义。本文通过对2015-2020年间年报问询函及上市公司相应回函的文本分析构建了“答非所问”程度指数并实证考察了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发现,“答非所问”程度指数越高,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进而表明,有针对性的释疑能够降低审计费用,回函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因问询函而支付的审计费用“溢价”。该现象受到一系列公司内外部特征的影响,相对于问询函回函长度越长、内部治理水平和外部制度环境越差,审计费用受“答非所问”程度影响而提升得越明显。本文从审计费用的视角证实了高质量的回函对上市公司发挥了积极作用。

审计师可以为交易所提供监管线索吗?--基于年报问询与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证据

为探究独立审计鉴证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关系,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多,年报被实施问询的概率越高。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互补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对交易所问询内容的影响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组和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组,审计师披露的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更能为交易所监管提供风险提示线索;当被监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为交易所监管部门提供监管线索的作用更加明显。研究验证了审计师与交易所监管部门之间在信息披露监管上存在互补关系,两者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存在更大的协作空间。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

会计信息缺乏稳健性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显著提高了被问询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当同一年报被问询次数越多、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年报问询函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企业延期回函时,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负债率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更佳,同时监管依赖于信息环境,当企业信息环境较好时效果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独立董事履职独立性和强化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会计稳健性。结论表明,年报问询函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发挥一线监管职能,为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及提高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政策思路。

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吗

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会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产生错误引导,识别和降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以2015-2019年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如何影响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显著抑制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出于对声誉和预期收益的考虑,经验丰富的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会降低对收函公司的关注度;虽然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跟踪意愿,但却提升了继续跟踪收函公司分析师的努力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结论表明,交易所的非处罚性监管制度,通过甄别效应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提升了分析师预测报告质量。

年报问询函能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吗?

作为交易所一线监管的重要手段,年报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检验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计量模型以2017—2019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能有效抑制被问询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这种抑制效应会因问询回合、问询问题数量等特征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所在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是年报问询函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不仅丰富了年报问询函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参考。

客户年报问询函监管具有供应链传导效应吗——基于审计收费视角的研究

年报问询函在供应链上可能既发挥信号传递效应,也存在监管溢出效应。本文利用我国供应商企业前五名上市客户及其年报问询函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收到年报问询函对供应商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客户被问询这一负面冲击在供应链中主要表现出了监管溢出效应,即客户被问询会使供应商也面临更大的监管压力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了外部审计师所感知的审计风险水平,最终导致供应商的审计收费显著下降。同时,年报问询函具体内容和回函特征也会对其监管溢出效应产生差异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监管溢出效应在供应商为头部企业或国企(尤其是央企)、供应商所处外部治理环境越完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客户重要性越高时更加明显。本文从供应链角度拓展了年报问询函监管溢出效果的研究,同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如何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角度探讨年报问询函及其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问询力度越强,即问题数量越多、问询次数越频繁、问询语调越负面,越有助于发挥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投资者关注和媒体负面报道会强化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治关联会削弱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既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又为我国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增添了新证据。

年报问询函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改过自新”还是“曲线救国”

年报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监管创新举措,面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的压力,企业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以及对企业后续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本文从非财务信息披露管理的视角,研究年报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披露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显著加大了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管理程度,说明面对财务信息监管压力,企业会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操控非财务信息中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来挽回声誉损失。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业绩较差时报告语调管理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在年报问询函与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内部控制、外部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踪以及高质量审计可以缓解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正向影响。

非处罚性监管能否抑制大股东掏空风险?——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5—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年报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的监管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我国制度背景下,年报问询函监管能够有效治理大股东掏空,且能够同时抑制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两类掏空行为的发生。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监管能够削弱掏空动机、加强掏空约束,弥补公司内外部治理不足,从而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具体地,在股权集中度低、两权分离度大,以及股权制衡度低、市场关注度低的公司中,年报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如何影响市场反应?——基于天齐锂业的案例研究

年报问询函作为一种事后监管的手段,近年来备受关注。基于信息传递机制和媒体关注机制,构建了年报问询函引起市场反应的理论框架。以天齐锂业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天齐锂业通过传递“直观增量信息”“非直观增量信息”以及引发媒体关注等路径影响市场反应,市场通过产生相应的市场反应认可了年报问询函的监管职能。通过与赣锋锂业对比发现,当问询内容较多且涉及经营情况、问询力度较大、感情色彩更消极时,引发的负面市场反应更大,且二次延期回复会进一步降低累计超额收益率。结合特定行业、特定公司案例的研究,刻画年报问询函引发的市场反应和作用路径,对企业深刻理解问询函影响市场反应的机制,以及监管部门优化问询函监管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年报问询函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以会计稳健性作为切入点,基于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探讨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监管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能够显著提高公司当年的稳健性水平,且公司收到问询函的数量越多或问询函的问题数量越多,对稳健性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还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具有溢出效应,同行业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也可以有效提升其他企业的稳健性水平;年报问询函监管对稳健性的影响在信息透明度高的地区更强。

问询函监管能否抑制企业研发操纵?——基于非研发类年报问询函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资本市场创新型监管交易所问询中“非研发类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研发操纵偏好的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未收函公司,收到非研发类年报问询函的公司研发操纵偏好显著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研发类年报问询函可以通过强化媒体监督,约束收函企业寻租行为,进而抑制企业研发操纵偏好。进一步地,非研发类年报问询的问询次数、问题数量以及企业回函天数越多时,上述治理效果越强;且对于分析师覆盖水平较低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非研发类年报问询的治理效应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交易所问询溢出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有效抑制企业研发操纵、助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证据与启示。

年报问询函的一线持续监管效果研究——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质量成为我国注册制监管的基石,问询函制度作为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监管效果的深入、全面分析具有重大意义。论文通过证券交易所2015-2020年的年报问询函数据,建立mlogit模型,分析年报问询函持续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问询函能够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但具有时滞性。论文丰富了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持续性等相关研究,首次提供了问询函激励公司外部法治治理的经验证据,为交易所发挥一线监管作用及实现国务院提出的“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求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