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对美内政外交的影响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聚焦国内经济和非法移民等接地气的热点话题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民主党人则输在了高高在上、忽略选民切身感受的问题上。特朗普将会带着宏大的改革计划开始其第二任期,从其表态来看,特朗普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将围绕打击“深层政府”、提升总统权限、推动社会政策明显右转和报复对手等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在特朗普就职后的“政治蜜月期”中,美国宪政体制将面临考验,两党斗争会更为激烈,政治暴力倾向将会加剧。在美国经济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议程有五大支柱,即削减规章、减税、确保公平贸易协定、开发可靠且丰富的低成本能源和倡导创新,其本质是以“美国优先”为目标,倡导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主张。受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约束和国际环境制约,特朗普的经济议程能否顺利实施尚难定论。预计减税、促进公平贸易和管控移民等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重点推进的经济政策,阻力较小的能源和创新等政策可能会优先实施,而削减规章的落实则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社会文化领域,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折射出美国选民基础的显著变化。特朗普在拉美裔和年轻选民群体中支持率上升,这反映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内部的次级分化和社会上性别对立问题的加剧,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复兴及其对两党选民基本盘带来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第二任内将坚定推行保守的社会政策,回归传统的文化路线。然而,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其政策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虽有机会有效遏止“觉醒文化”的蔓延,但也可能因实施不当而导致共和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遭到选民背弃。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领导一支对其更加忠诚的外交安全团队,大力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以大国竞争为基调,以重建美国的军事和同盟关系及推广美国价值观为支柱,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及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在地区层面,“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旨在调动美国的国家意愿和能力,在印太、欧洲和中东等战略重点地区推行大国竞争,防止这些地区出现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在中美关系领域,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姿态将更为激进,更具不确定性,更难以预期。基于特朗普个人的施政偏好,未来四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将聚焦经贸问题、台湾地区问题、科技竞争与人文交流。在风险和挑战交织的环境中,中美的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两国或将遭遇更多突发事件,世界面临被分割为两个平行体系的风险。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与政策偏好也可能为中国应对中美关系提供潜在的战略机遇。

2020年美国大选及内外政策走向

2020年美国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经济金融震荡、社会骚乱不断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极为特殊的选举。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以不同的政策论述、选举策略拉抬自己和丑化对手,并对选民进行了充分的动员。两党选民的高投票率和选后的计票争议,既与疫情导致的投票方式变化有关,也反映了双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凸显美国政治的高度极化和社会的严重撕裂。拜登以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上的绝对优势击败特朗普,预示着美国国内政治将向左回摆,外交政策也会向多边主义回调,对华政策的极端性亦会有所减弱。但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势力仍十分强大,加之共和党维持对国会参议院的控制以及最高法院的保守化,拜登政府的施政将面临巨大的国内掣肘。美国两党的斗争将很快围绕新的选举展开,而特朗普主义给美国外交打下的烙印也会留下来。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2024年美国大选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战略

相对实力的变化以及国内民意的持续冲击,使美国冷战后长期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战略难以为继。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共同为美国“后-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战略描绘了基本轮廓:美国的所谓“领导权”的褪色,海外军事干预的减少,海外推广民主的兴趣大幅下降的同时价值观被工具化,以及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兴起。一方面,特朗普即将开始的第二任期的外交战略在政治、军事、价值观和国际经济四个方面依然会体现出上述轮廓。另一方面,特朗普外交无疑也有自己的特点,包括在关税、与盟友关系以及俄乌和巴以等既有冲突等具体议题领域,特朗普与所谓“深层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以“疯子理论”为指导的外交风格。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后-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战略将持续演进。

社会文化因素对美国选举政治制度的影响——以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2012年11月7日,贝拉克.奥巴马获得了选举人团中332张选举人票,成功赢得了美国总统连任。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的支持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成功当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影响民意的美国社会文化因素,如经济因素、文化精神、民族个性、社会价值观、大众传媒等多元要素,对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和选举政治及主流民意,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和导向性影响。因此,美国政治的存在方式和选举政治的形成特点,与美利坚文化中包容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实质有很大关联,并折射出多元开放的社会思维方式和民主化特点。

2020年大选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2020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本次大选是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民主党虽然赢得了总统职位,但共和党也基本保住了参议院和州长的多数席位,并在众议院缩小了差距。从大选结果来看,没有哪个党派获得了明显优势。大选虽然基本结束,但民粹主义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国内的价值对抗和社会分裂仍会持续,两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更激烈。可以预计,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将比较弱势,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也不稳定,而“特朗普主义”仍将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政治的运行发挥影响。从经济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三多”,即税收多、支出多和监管多;其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四重”,即重公平、重规则、重多边、重安全。总体来看,拜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底色、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特色,国家干预的成分较浓厚,其政策主张建立在民主党强调平等、公正、大政府和国际合作的理念基础之上,也是民主党更关注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政策理念的反映。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合作有限的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公平贸易,对中国仍然较为强硬。预计短期内不会取消“301”关税,中美两国的新一轮经贸谈判会适时开启;美中产业链转移和“脱钩”进程仍将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升级,但会增加合作领域,竞争和冲突的可控性将得到提高;美国对华金融制裁会进入新阶段。在社会文化领域,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社会不仅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选民群体在种族、意识形态、阶层、职业、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多个维度都处于高度撕裂之中。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是影响本次大选的最重要因素,即使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且经济衰退严重,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人数众多并且立场坚定。拜登政府将面临社会多重撕裂持续恶化的现实挑战,这将使拜登政府试图在移民、医疗保险、同性恋、堕胎等敏感议题上的政策回归变得更为困难。在美国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目标仍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本质上依然是追求“美国优先”。受民主党政治传统的限制,拜登政府在战略手段上将更多采用“间接路线”,奉行多边与综合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四年,拜登政府一方面会部分地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也将按照自身的设想努力重塑美国的内外战略。拜登政府可能以“参与+遏制”这一“非特朗普方式”追求实现政策目标。此前的“接触”与“参与”的区别在于,前者期望从外部改造,后者谋求内部影响,注重在保持适度合作的基础上,从内部塑造对手的发展走向,从外部制约对手的发展空间。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战略竞争依旧是未来中美两国互动的基调,一场美国大选难以改变美国对中国强硬施压的总体趋势。拜登政府大概率会继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遗产,但由于战略重点、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拜登政府执政后可能会调整对外策略,这将使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暂时得以缓和,并给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会。两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争取重启中美关系。

2020年大选与美国民主党的转型

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始终尝试通过在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不同群体利益之间谋取平衡与聚合来构建多数选民联盟,从而实现选举胜利,但其联盟的稳固性却持续遭遇挑战。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与卡马拉·哈里斯的组合旨在分别回应相应群体,从而延续了民主党的传统逻辑。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驱动下,人口结构在族裔和阶层意义上的迅速变化增加了民主党平衡各群体利益的难度,民主党选民群体自身在族裔、受教育程度以及阶层意义上的内在变动也加深了其内部不同派别在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而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呈现出的代际更新停滞也不容小觑,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与困境。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共和党在“身份政治”维度上标榜“白人至上”的所谓“特朗普化”转向,民主党很难推进完全以阶层与经济平权政策为主导的所谓“桑德斯化”,而是极可能相应地转向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身份政治”议程,加剧政党极化政治的“部落化”甚至是民主党政治精英自身的“非白人化”,进而深刻改变着美国政治的面貌与前景。

语用预设——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分析

本文以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为语料,试运用语用预设这一话语中的预设信息为理论指导分析辩论双方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政见,以及对对方的政纲提出质疑,批评和攻击,以捞取政治积分并赢得选民的支持。通过分析,文章旨在揭示语用预设理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体裁文章。

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共和党发展态势

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个人及其代表的理念对共和党仍然保持很强的影响力。在政策议题上,特朗普时期加速保守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生命权”上作出的判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共和党的选举空间。在政府运作上,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力量在国会众议院导致议长“难产”的政治危机。在政治生态上,共和党继续呈现加速“特朗普化”的发展态势。随着特朗普表态竞选下届总统,其对共和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为凸显。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2028年之后的共和党政治态势或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美国政治生态中的第三党困境叙论——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考察中心

在当今美国政治生态中,第三党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缺乏契合时代的广泛认可,仅在特殊时期有"高光"表现;候选人虽从政经历丰富,却无法充分展现;竞选勇气可嘉,但无胜算。缺乏竞选资金,政治主张缺少普遍认同,组织基础薄弱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内在原因;选举中的制度障碍、大众传媒的深度介入,民众的参选心理等,则为外在原因。这严重阻碍了美国第三党发展,使其举步维艰,甚至难以图存,而破解路径却似难以寻觅。

语用预设——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辩论片断分析

语用预设作为句子或话语中隐含的信息或命题 ,对交际双方的话语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美国2 0 0 0年总统大选辩论为语料 ,试运用语用预设这一话语中的隐含信息为理论指导分析辩论双方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政见 ,以及对对方的政纲提出质疑 ,批评和攻击 ,以捞取政治积分并赢得选民的支持。通过分析 ,文章旨在揭示语用预设理论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体裁文章 。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终局之辩--2024年大选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辩论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战略的“终局”问题进行了新一轮辩论。“基于体制的终局”“基于秩序的终局”“基于政策的终局”以及“不设终局”,是辩论中的主要观点。辩论显示,美国对华战略认知趋于更加消极。目前很难预测特朗普上任后,以上何种观点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选择,但是美国战略界对“终局”的共识还远未形成。

“80/20促进会”与美国华人参政新策略

“8 0/2 0促进会”是以华人为主导的一个美国亚裔参政组织 ,它是针对 2 0 0 0年美国总统大选而成立的。本文拟就该组织成立的原因、目的和宗旨 ,总统候选人的确定、行动与争议 ,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及其发展前景作一简单介绍 ,并对当代美国华人及亚裔参政这一新策略作一评价和深入思考。

美国两党围绕“选民压制”的博弈及影响

美国2020年大选前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扩大还是限制选民选举权的博弈迅速升级。共和党控制的州提出和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提高选民缺席投票、身份认证的门槛,缩短提前投票的期限等,此举被民主党抨击为"选民压制",认为其试图限制少数族裔选民的选举权。民主党在各州进行反击的同时,力图通过国会立法大幅提升选民登记和投票的便利性,但遭到共和党的抵制。两党围绕修改选举权规则的博弈加剧,这既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挑起的选举争议息息相关,也受到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和国会选区重划的影响,更是美国"选民压制"这一历史问题的延续,两党之争将对未来美国总统、国会和州内选举带来复杂影响。从长远看,共和党限制选民选举权的策略不仅违反民主原则,而且也难以抗衡美国人口和选民多元化、城市化等对民主党有利的趋势。

美国政党政治袪魅与镜鉴:基于民主政治实效的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民主灯塔,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要看实效。美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曾经较好地体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理念。然而,随着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化程度日益加深,政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其波及人群已经从两党精英蔓延至社会公众,两党选民呈现明显的认知极化、投票模式更具强党派性。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加剧政治社会撕裂,自由民主日趋衰朽。其根源在于美国体制的固有弊端:精英政治有悖民主实质,金钱政治掩盖政治平等,否决政治阻碍有效治理,短视政治损害民生福祉。美国政党政治乱象给正在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镜鉴:警惕政党轮替幻觉,避开一人一票的民主陷阱;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谋一己之私将败坏民主的根基;民主需要妥协与和解、协商与合作,暴力冲突将导致民主失序;民主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装饰品,要能够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浅论美国新旧保守主义以及其经济政策

2016年民主党共和党的党内选举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传统建制派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原因有社会价值观的撕裂,传统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本土恐怖活动的频发,美国旧保守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一反常态,有了兴起之势。

从联邦攻击型枪支法案的废止看2004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美国社会的枪支问题严重,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大选无法回避的问题。枪支问题的日益凸现,和利益集团的参政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各派利益集团相互较力,对大选的结果所施加的影响不可小觑。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总统大选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文章以联邦攻击型火器法的废止为切入点,联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背景,剖析了全美步枪协会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大选的策略,从而以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为视角管窥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

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2016年大选是一场以民怨情绪高涨、"反建制派"倾向凸显,以及社交媒体广泛介入为特定趋势的开放式选举。唐纳德·特朗普及共和党人由于有效地迎合了本次选举的总体趋势而大获全胜;希拉里·克林顿及民主党人则因失去了美国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支持而黯然落败。当选后的特朗普将面临兑现民意诉求的极大挑战,府会关系与决策核心圈生态将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2016年大选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的新一轮重组进程,并将刺激争取阶层与族裔权益的社会运动的涌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将步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自我调整时期。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2020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

美国人口越来越多样化和老龄化,受教育程度提升并向城市集中。这些变化使民主党日益成为一个由少数族裔、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组成的选举联盟,而共和党日益依靠老年人、乡村居民、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流失了少量少数族裔选票,但增加了大量白人、年轻人和老龄人口选票。这种相对平衡的竞选策略使他能超越希拉里的失败并战胜特朗普,但拜登和民主党仍然未能获得稳固的多数,其胜利相当脆弱。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更有利于民主党,但共和党仍可能通过调整策略来组建新的胜选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