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并家婚”策略中的家庭孝老与养老实践——基于浙北案例的分析

“并家婚”是传统家庭制度在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后,婚姻方式的实践性变革。在孝悌理念、家族延续等传统文化推动下,“并家婚”家庭在居住方式、祭祖仪式和孩子姓氏安排的实践中彰显孝老行为;在“双边兼顾”机制下,夫妻在双边父母家轮流居住、照顾父母日常生活,分摊维系亲属关系的精力、经济支出,以及参与双边原生家庭重要的节庆仪式,从精神和情感上慰藉双边父母,强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新时期,应通过重塑孝老敬老家风、支持老年人建立紧密的社区关系和推动邻里互助式养老、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和法律机制、构建新时期稳固的家庭共同体等来彰显新婚俗的示范效应。

法社会学视角下“并家婚”对传统婚姻文化的背离与启示

婚姻制度的变动是一定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浙一带新出现了一种婚姻类型——“并家婚”。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当这部分独生子女步入婚姻殿堂时,双方都身负宗族传承的使命,需要生育的子嗣继承各自的原生家庭,同时,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式微也使得女性选择继嗣,这些因素促使了“并家婚”这一婚姻模式的出现。“并家婚”在继嗣上采取男女平等、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规则意识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平等观念,从而呈现出与传统的婚姻类型不同的特征。相较于“传统婚”,“并家婚”凸显“女性权力”的强化、继嗣观念的变化以及隐含着的家庭解体的风险。

风险规避与身份维持:苏南农村并家婚居模式

对苏南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地独生子女家庭盛行并家婚居模式。并家婚姻模式深嵌在当地经济社会基础中,且与当地低度社会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紧密相关。除了满足养老的功能性需要和财产继承的保存性需要,更主要的原因是本地青年为了规避与外来人口通婚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占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彼此联合以延续自身的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和家庭完整性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婚姻模式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苏南地区的并家婚姻考察

本文以独生子女家庭的姻亲关系为主题,探讨了苏南农村并家婚姻在择偶、嫁妆与彩礼、婚礼、居住和孩子姓氏等事项的安排中,姻亲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样态,以及双方在各方面力图维持平衡的策略。这样的关系打破了姻亲关系的传统模式,形成了两个"养圈"之间相互依赖与拉锯的新模式。

双系婚姻:对于苏南“并家”习俗的 功能主义解释--以在安置房社区的调研为例

通过对苏南“并家”习俗的功能主义分析发现,双系婚姻模式构成了理解中国婚姻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维,“并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双系并重。从其存在基础与表现形态上看,双系婚姻中明晰的财物关系破坏家庭情感的养成,纵向的情感传承切割横向的亲情,夫妻主体地位受到双系权力的拉扯,“家庭发展目标”取向明显,现代法规切割家庭生成秩序。双系婚姻有义务控制型和资源优化型两种实现方式,双系婚姻的实现区分为纵向传承之“分”和主体建构之“合”,“分”与“合”的辩证存在是双系婚姻实践的合法性基础。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膨胀的人口,政策执行较为彻底的地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核心家庭增多。21世纪初,不愿采取嫁娶婚或赘婿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传统婚姻形式,采取且称"并家婚姻"的形式:可称作不嫁不娶,两个家庭按婚前协商好的顺序,均为新人办酒席、备婚房,新的并家婚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组成"多核心组合式家庭"。婚后维系双边亲系,双边继嗣,双边居住,双边"奶奶"称谓,及承担双边父母的养老及财产继承等。"并家婚姻"既是传统父系家族主义的变通性适应策略,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韧性,又对当下新婚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启发意义。

并家婚姻下的家庭权力变迁与家庭关系理性化——以苏南农村并家现象为例

研究旨在从双系父权的视角分析并家婚姻的实践形态及其产生的家庭权力变迁和家庭关系理性化。通过对苏南农村并家婚姻现象的经验调查和分析发现,并家实现了家庭资源的双向输入,成为支持子代家庭完成城市化和家庭再生产任务的重要保障。但并家婚姻中单向度的财产继承、姓氏继替以及双方父母对家庭完整情感满足的诉求,都形塑出双系父权结构。夫妻关系权责清晰、代际之间清晰化的财产分配规则和姓氏继替的边界明确,导致并家所形成的家庭关系理性化。在纵向代际关系上,并家使得父代权力介入到子代家庭的各个层面,造成子代对父代的依附性强、独立性弱。这不仅会消解子代的发展动力,还造成核心小家庭关系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婚姻形态与权责义务边界——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的经验考察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生成与存续是家庭内社会意义上的权属与责任义务关系的重新配置与展演过程,不同的婚姻形态形塑出不同的权责义务边界,并通过其不断对人进行社会规制。一夫一妻制下的嫁娶婚、招赘婚与并家婚在社会身份、子孙姓氏、财产继承的权属及代际之间的婚嫁、孙代照顾、家庭支持、养老等责任义务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宏观上独生子女的政策主导、中观上家庭结构的转型变迁与微观上文化价值观念的存续嵌入是核心解释变量,并据此认为并家婚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是个体应对结构的策略性选择与调适,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而非现代化线性转型。

苏南农村的“并家”婚姻模式及其新联合家庭结构

不同的婚姻形式具有不同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不同于嫁娶婚与招赘婚,苏南农村普遍盛行的"并家"是一种不嫁不娶的新型婚姻形式,体现了"并家"婚姻策略的平衡性原则,既保持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完整性,又重塑了双方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再造了一种合力向上流动、实现城镇化的新联合家庭结构。然而,新联合家庭结构虽有助于实现子代家庭的城市化,却是以双方父代家庭高积累低消费的生活为代价的,同时隐含着子代家庭趋于啃老生活的可能性后果。"并家"婚姻模式下的新联合家庭结构是理解当前农民家庭转型的一种新视角。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苏南地区的并家对传统父权制结构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重塑了新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直接影响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并家作为一种双系婚姻策略,以满足父代纵向情感需求为导向,客观上形塑了新的父权形态。“新父权”遵循“情感—资源—权力”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父代参与子家庭事务的权力,具有隐匿性和不稳定性、权力相对性等特点。“新父权”客观上破坏了小家庭的边界,对小家庭造成挤压,但其权力实践因小家庭自主性强弱而呈现出不同形态。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功能与伦理兼重:并家婚姻生成的解释机制——基于家庭再生产模式变迁视角

近年来,并家婚姻盛行于中国苏南农村地区,发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基于家庭再生产模式变迁视角,选取苏南农村作为田野调研地点,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与家庭伦理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家庭再生产模式的变迁,解释并家婚姻的实践形态、生成逻辑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并家婚姻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新型婚居模式,既强调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伦理导向,也注重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功能导向,实际上是转型阶段家庭再生产的“功能与伦理兼重”的实践模式。讨论并家婚姻的文化特征和经济理性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即孙辈姓氏的争夺、原生家庭差异化关爱与财产“隔代继承”、家庭婚姻的稳定性、原生家庭的权力介入和政策环境的适应问题等。

家庭社会工作在苏南并家婚姻家庭中的开展与应用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江苏苏南地区被严格贯彻实行。近年在苏南农村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中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当农村家庭遭遇独生子女对独生子女时旧有的嫁娶式或者招赘式的婚姻形式已无法适应和满足传统传宗接代、遗产继承、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于是近些年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农村地区出现了"两家并一家"的并家婚姻形式。随着并家婚姻形式的出现,并家婚姻家庭中出现的问题、矛盾和困境郝呈现出新的特点。面对这些新问题、矛盾和困境,家庭社会工作在并家婚姻家庭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并家婚姻的介绍,并家婚姻家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分析,对在并家婚姻家庭中开展家庭社会工作进行初步研究。

法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青年“并家婚”现象对双系抚育的冲击

基于江苏省Y市城乡地区田野调查发现,“并家婚”革新了传统双系抚育模式。依据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生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并非天生形成,需要将其融入历史变迁与制度矛盾之中,以此解构当代青年“并家婚”抚育模式的生成机制与可能风险。“并家婚”抚育模式的出现归因于国家生育政策的变迁、性别平等理念的强化、青年婚恋观念的嬗变等因素。探寻生育制度的本质可以预见:“并家婚”现象反映出归属与爱的需求,将与性需求、安全需求相分离,成为生育制度得以存续的根本需求。

家本位视角下的“并家式组合家庭”及“反轮值”实践

婚姻、家庭及其亲属关系是中国文化和地方基本组织单位的核心,并在国家婚育政策不断调适的实践中做出能动性反应。“并家婚”及其婚后的“并家式组合家庭”一方面承袭传统大家庭的理念,另一方面在父系单系继嗣、子代姓氏和婚后居住等规则上转向双系兼顾的调整。家庭本位视角下的“三代同堂”和“反轮值”实践,既反映出当下地方社会的婚嫁需求及新家庭形态,又预示着新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家庭权变和选择的多样化。

双系父权:“并家婚”中的代际关系及其实践逻辑

“双系父权”是一种姻亲、血亲和代际关系三足鼎立的新型家庭权力关系格局。以“并家婚”为表现形式的双系实践日益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但既有研究对双系代际互动的具体机制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缺乏系统性分析。基于苏南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以“不嫁不娶”、“两头走”、统一亲属称谓、双边继承和赡养、平等冠姓权等为表现形式的双系实践日益普遍,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双系代际互动模式。在这种双系代际互动模式中,女方原生家庭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日益凸显。双方父母基于对代际亲密关系的情感诉求、传宗接代的价值诉求以及家庭平等的权利诉求,不断加深对小家庭的干预,从而形塑出“双系父权”格局。“双系父权”格局之下,双系原生家庭为小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持,这使得年轻夫妻不仅在经济层面上能够维持中产阶层生活,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尤其重要。作为回报,小家庭也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双方父母,以此保持代际之间的均衡互惠。“双系父权”的提出突破了父权制理论的父系单系家庭假设,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父权制理论。

并家婚姻中女儿的身份与地位

并家婚姻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婚姻形式对传统的家庭安排进行了修改,本文讨论了并家婚姻中女儿身份与地位的变化,一方面是独生女儿对其父母的价值上升,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又影响到了其在婆家的生活,表现为婆媳关系的改善和较高的家庭地位,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并家婚姻从家庭制度上对女儿进行赋权,她们被赋予了继嗣与继承家产的权利,从而对传统的父权制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并家婚”中亲属称谓的人类学解读

亲属称谓基于家庭形态,家庭形态基于婚姻形态,反映亲属制度的主要内涵。中国复杂的亲属体系中,亲属称谓有血亲、姻亲,宗亲、外亲之别。"并家婚"实行后,亲属称谓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在"多核心组合式家庭"中,平行的原生态家庭外亲(外公、外婆)称谓缺失,舅表亲转为堂亲,女儿替代儿子承担养老,继承财产和姓氏,以使家族得到延续。这种家庭形态的变化既对亲属关系的维持,双边父母养老等产生影响,也是适应社会及政策调整的能动体现,是维持社会网络运作的平衡机制。

“并家婚”家庭策略的“双系”实践

二十世纪末开始,在江浙沪皖鄂湘闽川等十余个省的汉族地区,云南白族,广西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并家婚"的新婚姻家庭形式。该形式采取"既嫁又娶",维持宗祧继嗣和传宗接代的理念,又在亲属称谓、居住、亲属关系维系、养老和财产继承中兼顾"双系",是生育政策调整下的新婚姻家庭类型。以浙江田野经验为例,补充他人研究在人生历程、重要民俗及其家事中的具体实践,总结"并家婚"新家庭生活形态,讨论随生育政策调整,"并家婚"作为一种过渡的走向。

双系家庭主义、代际关系嵌入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二孩姓氏“一边一个”“并家婚”案例研究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江浙地区“双独家庭”早期曾流行的父姓加母姓再加名字的“一孩双姓”做法,逐步转为了男女双方二孩姓氏的“一边一个”,即争取生育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本文通过对南通地区的若干典型案例研究,力图在第三代姓氏选择过程中理解祖辈老人对香火延续的渴求及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与文化意义。女方原生家庭对小夫妻的支持与付出,是女方争取第三代姓氏的经济基础,进而达成了以二孩姓氏“一边一个”的“并家婚”为重要表征的“双系家庭主义”。本质而言,“双系家庭主义”在男女双方平权化的表象之下暗含着双系化父权导向的文化内核,进而与“个体化”取向而以第三代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之间构成了明显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