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并家婚”策略中的家庭孝老与养老实践——基于浙北案例的分析

“并家婚”是传统家庭制度在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后,婚姻方式的实践性变革。在孝悌理念、家族延续等传统文化推动下,“并家婚”家庭在居住方式、祭祖仪式和孩子姓氏安排的实践中彰显孝老行为;在“双边兼顾”机制下,夫妻在双边父母家轮流居住、照顾父母日常生活,分摊维系亲属关系的精力、经济支出,以及参与双边原生家庭重要的节庆仪式,从精神和情感上慰藉双边父母,强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新时期,应通过重塑孝老敬老家风、支持老年人建立紧密的社区关系和推动邻里互助式养老、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和法律机制、构建新时期稳固的家庭共同体等来彰显新婚俗的示范效应。

婚姻形态与权责义务边界——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的经验考察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生成与存续是家庭内社会意义上的权属与责任义务关系的重新配置与展演过程,不同的婚姻形态形塑出不同的权责义务边界,并通过其不断对人进行社会规制。一夫一妻制下的嫁娶婚、招赘婚与并家婚在社会身份、子孙姓氏、财产继承的权属及代际之间的婚嫁、孙代照顾、家庭支持、养老等责任义务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宏观上独生子女的政策主导、中观上家庭结构的转型变迁与微观上文化价值观念的存续嵌入是核心解释变量,并据此认为并家婚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是个体应对结构的策略性选择与调适,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而非现代化线性转型。

法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青年“并家婚”现象对双系抚育的冲击

基于江苏省Y市城乡地区田野调查发现,“并家婚”革新了传统双系抚育模式。依据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生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并非天生形成,需要将其融入历史变迁与制度矛盾之中,以此解构当代青年“并家婚”抚育模式的生成机制与可能风险。“并家婚”抚育模式的出现归因于国家生育政策的变迁、性别平等理念的强化、青年婚恋观念的嬗变等因素。探寻生育制度的本质可以预见:“并家婚”现象反映出归属与爱的需求,将与性需求、安全需求相分离,成为生育制度得以存续的根本需求。

双系父权:“并家婚”中的代际关系及其实践逻辑

“双系父权”是一种姻亲、血亲和代际关系三足鼎立的新型家庭权力关系格局。以“并家婚”为表现形式的双系实践日益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但既有研究对双系代际互动的具体机制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缺乏系统性分析。基于苏南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以“不嫁不娶”、“两头走”、统一亲属称谓、双边继承和赡养、平等冠姓权等为表现形式的双系实践日益普遍,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双系代际互动模式。在这种双系代际互动模式中,女方原生家庭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日益凸显。双方父母基于对代际亲密关系的情感诉求、传宗接代的价值诉求以及家庭平等的权利诉求,不断加深对小家庭的干预,从而形塑出“双系父权”格局。“双系父权”格局之下,双系原生家庭为小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持,这使得年轻夫妻不仅在经济层面上能够维持中产阶层生活,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尤其重要。作为回报,小家庭也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双方父母,以此保持代际之间的均衡互惠。“双系父权”的提出突破了父权制理论的父系单系家庭假设,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父权制理论。

法社会学视角下“并家婚”对传统婚姻文化的背离与启示

婚姻制度的变动是一定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浙一带新出现了一种婚姻类型——“并家婚”。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当这部分独生子女步入婚姻殿堂时,双方都身负宗族传承的使命,需要生育的子嗣继承各自的原生家庭,同时,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式微也使得女性选择继嗣,这些因素促使了“并家婚”这一婚姻模式的出现。“并家婚”在继嗣上采取男女平等、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规则意识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平等观念,从而呈现出与传统的婚姻类型不同的特征。相较于“传统婚”,“并家婚”凸显“女性权力”的强化、继嗣观念的变化以及隐含着的家庭解体的风险。

“并家婚”中亲属称谓的人类学解读

亲属称谓基于家庭形态,家庭形态基于婚姻形态,反映亲属制度的主要内涵。中国复杂的亲属体系中,亲属称谓有血亲、姻亲,宗亲、外亲之别。"并家婚"实行后,亲属称谓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在"多核心组合式家庭"中,平行的原生态家庭外亲(外公、外婆)称谓缺失,舅表亲转为堂亲,女儿替代儿子承担养老,继承财产和姓氏,以使家族得到延续。这种家庭形态的变化既对亲属关系的维持,双边父母养老等产生影响,也是适应社会及政策调整的能动体现,是维持社会网络运作的平衡机制。

“并家婚”家庭策略的“双系”实践

二十世纪末开始,在江浙沪皖鄂湘闽川等十余个省的汉族地区,云南白族,广西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并家婚"的新婚姻家庭形式。该形式采取"既嫁又娶",维持宗祧继嗣和传宗接代的理念,又在亲属称谓、居住、亲属关系维系、养老和财产继承中兼顾"双系",是生育政策调整下的新婚姻家庭类型。以浙江田野经验为例,补充他人研究在人生历程、重要民俗及其家事中的具体实践,总结"并家婚"新家庭生活形态,讨论随生育政策调整,"并家婚"作为一种过渡的走向。

双系家庭主义、代际关系嵌入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二孩姓氏“一边一个”“并家婚”案例研究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江浙地区“双独家庭”早期曾流行的父姓加母姓再加名字的“一孩双姓”做法,逐步转为了男女双方二孩姓氏的“一边一个”,即争取生育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本文通过对南通地区的若干典型案例研究,力图在第三代姓氏选择过程中理解祖辈老人对香火延续的渴求及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与文化意义。女方原生家庭对小夫妻的支持与付出,是女方争取第三代姓氏的经济基础,进而达成了以二孩姓氏“一边一个”的“并家婚”为重要表征的“双系家庭主义”。本质而言,“双系家庭主义”在男女双方平权化的表象之下暗含着双系化父权导向的文化内核,进而与“个体化”取向而以第三代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之间构成了明显张力。

从“承中有变”到“变中有承”:透过婚礼实践看儒家伦理的地方化运行

为了让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化问题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落地、展开,本文从“地方化”的研究视角出发,以浙北地区的礼俗人情实践(尤其是婚礼)为经验个案,着重讨论儒家伦理与当地礼俗人情生活的具体结合过程,探索其在浙北历史进程中的传承与变异情况。研究发现,延续至今的中式婚礼对儒家伦理的核心精神是“承中有变”,而新近兴起的新式婚礼则对其“变中有承”。两种情况在当地农村居民的礼俗人情生活中并存、并进,共同展现儒家伦理在地方化运行过程中的不同表达方式和复杂存在样态,也体现其在浙北地区的价值韧性和持久影响。当前,我们既要注重传统儒家伦理的创造转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也要强化“谁”以及“如何”在地方社会转化与落实的问题。

家本位视角下的“并家式组合家庭”及“反轮值”实践

婚姻、家庭及其亲属关系是中国文化和地方基本组织单位的核心,并在国家婚育政策不断调适的实践中做出能动性反应。“并家婚”及其婚后的“并家式组合家庭”一方面承袭传统大家庭的理念,另一方面在父系单系继嗣、子代姓氏和婚后居住等规则上转向双系兼顾的调整。家庭本位视角下的“三代同堂”和“反轮值”实践,既反映出当下地方社会的婚嫁需求及新家庭形态,又预示着新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家庭权变和选择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