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式内创业中的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和模式研究

并购式内创业是指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的内创业活动,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和模式是并购式内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且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以往文献相对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本文基于以往并购整合和内创业研究结果,通过深度访谈法获取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和整合模式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技术对访谈资料进行结构化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并购式内创业企业一般选择高或者中等的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在高整合水平上主要采用基于直接合并或重新招聘的亲理式整合模式,在中等整合水平上主要采用代理式整合模式。

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民营企业并购式成长过程研究——基于吉利集团的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综合的科学认识论方法,以线性还原法考察在动态情境下影响民营企业并购式成长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以吉利集团为例,从政策环境、竞争战略、学习机制和核心能力四个维度分析了吉利集团的并购式成长过程。研究表明,企业并购成长过程中,政策环境和企业竞争战略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关系,组织学习机制和知识整合能力是并购企业良好运营的关键因素。

并购式内创业维度及其特征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往研究,提出并购式内创业维度的假设,认为内创业包含业务风险、产品及技术创新、组织更新和战略先动四维度,然后,根据问卷法获取的数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差分析技术分析基于内创业企业背景的并购式内创业维度特征。

“微笑曲线效应”下的公司海外并购式内创业战略整合——以TCL的海外并购式内创业活动的胜败为例

文章通过应用微笑曲线效应理论和公司内创业理论分析了TCL战略失误的原因,从中得出了两点重要的结论,期望能给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以更多新的启鉴性。

外资并购式投资的法律探讨

在当今国际投资领域,外国投资者以并购现有企业的方式获得对企业控制权正成为一股热潮,而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采用并购式投资还是一种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其并购过程中出现诸多有待规范的法律问题,如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并购企业资产的评估等都应纳入法制轨道,债务的处理也应有法律保障.因此本文提出:我国急需制定《外资并购规则和并购程序》,促使外国投资者按我国法律行事,避免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国际保险业资本经营的成功轨迹——AXA保险集团并购式发展的案例

从八十年代开始,AXA已从一个地区性的中型财产意外险专业保险公司,通过兼并、收购、合资,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三大保险集团之一。AXA集团公司1988年在巴黎证交所上市,当时的规模相当于太保集团2002年的水平。此后,AXA依托资本平台展开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使资本规模和资产总额迅速扩张,以寿险。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治理路径

大型数字平台为强化市场力量、消除潜在竞争,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频繁进行扼杀式并购活动。“切香肠式”的扼杀式并购短期内不会引起市场结构的显著变化,但从长远来看,对数字市场公平竞争、产品创新以及消费者福利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在我国,反垄断法对扼杀式并购的防范、识别和事后监管均面临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结合数字经济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同时在秉持“包容审慎”理念之下调整监管思路,多措并举,实现对数字平台的长效监管,保障数字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扼杀式并购日渐演变为众多数字平台扩增市场力量,排除、限制竞争的终南捷径。这种短期内不影响市场结构的并购活动虽具有合法的交易外观,但却潜藏着深远的消极影响,其不仅会扰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企业创新带来双向阻碍,还会对消费者福利造成实质性减损。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尚未与数字平台发展同频,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仍存在一些不足。譬如,以营业额为标准的事前审查申报制度过于单薄;传统方案中数字平台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现有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妥当;事后监管疲软乏力。为促使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可考虑将交易额纳入事前申报门槛,适度借鉴国外“守门人”制度,合理调适数字平台并购交易的举证责任,增设事后观察期制度,营造更加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数字法治生态。

超级数字平台掐尖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掐尖”并购逐渐成为超级平台保护其市场地位的重要商业策略。数字平台间的掐尖式并购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同时存在着一些弊端,需要加以限制。当前反垄断立法对掐尖式并购的规制在事前申报、事中评估以及事后监管手段上都不足。为此,依据数字经济和掐尖式并购的特殊性,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通过调整并购审查标准、优化竞争损害评估框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规制路径,从而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反垄断与创新激励平衡的研究——“扼杀式并购”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平台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企业涌入平台经济市场。与此同时,扼杀式并购行为在平台经济领域快速蔓延,越来越多的大型平台企业采用这种方式以达到消灭潜在竞争者,巩固市场地位,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目的。但扼杀式并购行为也造成了市场创新力减损、损害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竞争力丧失等一系列危害。本文通过对扼杀式并购的危害以及面临的反垄断困境的分析研究,旨在提出相关规制措施,从而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空间,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市场。

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的控制策略:案例研究

在企业并购式内创业过程中,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的控制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先以混合安排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框架,将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的控制策略分为3大类基于规范、基于期望(基于公正期望、基于高绩效期望)和基于契约的控制策略。然后通过深度访谈获取数据和资料,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不同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及其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

超级平台“掐尖式并购”:并购路径、规制逻辑与因应对策

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零价竞争、多边市场等诸多特征,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诱发了掐尖式并购的泛滥。超级平台掐尖式并购后的行为效果包括在并购后通过优势业务“引流”抢占市场份额和彻底消灭潜在竞争对手两种效果。超级平台掐尖并购可能会消灭初创企业的竞争威胁,催化市场力量跨界传导及整合产品和服务扼杀创新,危害尤巨。然而,现行营业额申报标准和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规则无法有效因应平台特点,并购竞争损害救济存在制度阻碍。同时反垄断控制与平台监管亦存在协调性不足的问题。基于此,当前应构建未达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则,建立包括市场估值、用户数量、技术创新程度的多元可识别标准,在竞争评估中需要考虑超级平台生态系统的广泛影响和竞争的非价格参数。同时完善超级平台掐尖式并购的竞争损害救济及形塑超级平台掐尖式并购的回应型监管机制。

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并购式内创业机理研究

近年来,公司创业逐渐成为创业研究的焦点之一,公司内创业作为公司创业的一个研究分支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亚泰集团的案例研究,深入探讨并购式内创业中高层管理支持、政策与环境、新业务自主程度等因素对并购式内创业过程的影响,以期从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一个并购式内创业中新业务转变为主营业务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从动态能力视角来看,高层管理支持、新业务自主程度以及新旧业务相似度对资源可获得性有正向影响,且受政策与环境的调节;政策与环境影响动态外部协调能力,动态信息利用能力对其起到调节作用;高层管理支持、新旧业务相似度、新业务自主程度及资源可获取性影响动态资源获取能力及内部整合能力。最后,对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的选择:一个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经常通过并购进行内创业活动,在并购式内创业活动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的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以并购整合决策的相关研究结果和风险型决策观点为基础,构建了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的选择模型,然后通过问卷法获取数据,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技术,对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选择模型进行了验证。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监管难题与纾解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数字平台为消除潜在竞争,针对初创企业发起的扼杀式并购,对传统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带来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此类并购在识别、评估与事后救济等方面均表现出滞后性。为此,首先引入交易额与特定平台通知义务完善申报标准;然后,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建立专门数字执法部门优化并购审查方式;最后,采用行为性救济措施,并辅助采取结构性救济,构建对扼杀式并购的长效监管。

大型互联网平台扼杀式并购规制的完善与变革

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的同时垄断问题也引起全世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尽管《反垄断法》的修订回应了公众对数字领域垄断问题的部分关切,但传统事先申报标准无法满足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执法需求,且实质性审查制度在新业态下陷入失灵,大量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案件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为此,可以通过修正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重塑反竞争评估、优先适用行为性限制条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来规制扼杀式并购行为。

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在位企业对初创企业的扼杀式并购在很多行业中普遍存在。传统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对这种并购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制。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家开始通过立法修法和调整执法政策的方式,加强对扼杀式并购的监管,主要举措包括改革并购交易申报制度,加强并购交易事后监管,完善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制度,扩大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执法权限。鉴于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律制度亦不能有效规制扼杀式并购,我国应及时修改反垄断法律、规章和指南,加强对经营者集中的监管,防止扼杀式并购损害市场竞争。

民办高校退出:从“自灭式”到“并购式”

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民办高校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以"自灭式"退出了民办高等教育系统。从理论上讲",自灭式"退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实践上看",自灭式"退出不利于保护民办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民办高校的退出应由"自灭式"为主转为"并购式"为主,从自发无序走向依法有序进行。

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消除潜在竞争,存在对具有竞争力的初创中小平台企业进行扼杀式并购的偏好。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潜藏着强化市场集中、阻碍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破坏市场秩序及环境等竞争隐忧,这种无序并购的行为应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对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的识别、评估和事后干预方面表现出了滞后性。为此,需要结合平台经济的特性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引入并购审查交易额标准以补充目前单一的并购审查营业额标准,突出宽泛的相关市场界定、累积效应和创新等因素在竞争损害判断上的作用,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事后审查以构建合理有效的全过程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