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的补足:并重惩治

我国立法及司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理,素来受到“重受贿,轻行贿”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立法存在构成要件、量刑设置、罪名设置、追诉时效等方面的不对向,使得司法实践产生行贿方主观不对向、受贿方客观不对向,同案处罚不平衡、不合理等司法困境。《刑法修正案(十二) (草案)》对行贿罪量刑的修订实际上是对“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的重申。落实党中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重要决策部署是司法机关的思维模式向“行贿受贿并重惩治”转变的重要前提,将行贿、受贿之于贿赂犯罪处理置于同样重要的环节及位置,处以轻重相称的量刑标准是“行贿受贿并重惩治”的应有之意。要合理解决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所产生的司法困境,还需要慎重审视“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实现的现有障碍,着重表现为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并善用“囚徒困境”理论,解决并重惩治协调性问题。

受贿行贿并重惩治模式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暴露出“重受贿轻行贿”的痼疾,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源于“行贿轻刑化”的实体法设定,其结果,不仅诱发了量刑失衡之倾向,更严重制约惩治腐败的预期力度,而结合时下的宏观背景及政策导向,有必要重新审视贿赂犯罪的查处方式,进一步建构受贿行贿并重的惩治模式。具体而言,藉由贿赂犯罪查处现状的实证分析,结合社会认知,实践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等多个维度,立足于行贿轻刑化,行受贿量刑失衡的内在要素及域外的某些先进经验,更为清晰的变革图式即可逐步呈现。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的根据及模式

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从"重受贿轻行贿"逐步转向"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刑事处罚一直过于轻缓,行贿与受贿的定罪量刑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并重惩治"的刑事政策符合贿赂犯罪的对向关系特性;通过贿赂对向犯"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也能够获得合理性根据一对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并不意味着对两者实行"同等处罚",应在贿赂对向犯的定罪与量刑不同层面采取对称或对应模式,从而体现行贿与受贿的"并重惩治",实现贿赂犯罪整体的罪刑均衡。

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并提出了新要求。对照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当前的反腐败国家立法存在诸多不足。新形势下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总体路径为:将“重惩治而轻预防”的立法理念升级为“惩治与预防并重”,转“分散型”立法模式为“集中型”,加强与党内法规的协同,扭转“厉而不严”的腐败犯罪惩治模式,重视规定的有效性问题。重点领域的路径为:增强对反腐败治理重点问题的应对能力,提升推动国际合作的速度和能力,加强廉政教育引导制度构建。由此,助力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认真落实《实施纲要》构建反腐倡廉体系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结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的具体情况,谈谈加强教育,建立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强化监督,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