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乡并镇后四川省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变化分析

目的:分析撤乡并镇后四川省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变化情况,为助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2018~2022年四川省5个样本市州48个区县为决策单元,采用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静态与动态效率分析。结果:2018~2022年样本市州乡镇卫生院机构数累计减少37.8%,院均床位数、职工人数、设备台数与医疗服务量累计增长率在49.8%~93.9%之间。医疗服务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由2018年的0.800、0.843和0.950,变化为2022年的0.766、0.796和0.961。2018~2022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均值分别为0.986、1.003和0.983。与2018年相比,2022年DEA无效区县数增加、减少和不变的市州数分别有2个、2个和1个。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的区县数占比依次为成都62.5%、攀枝花40.0%、南充33.3%、阿坝23.1%和内江20.0%。结论:撤乡并镇后,四川省乡镇卫生院“小、散、弱”问题有效缓解,医疗服务投入产出规模效率有所提升;综合效率未见明显改善,技术效率下降是其主要原因;效率变化地区间差异明显。建议做好撤乡并镇改革“后半篇”文章,继续深化和拓展改革成果,以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为关键点,区分不同地区共性与个性问题,多措并举推动乡镇卫生院量变成果转变为质变效果。

撤乡并镇背景下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变化研究

目的:分析四川省撤乡并镇前后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行政区划改革后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整合配置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2016、2019、2021年四川省乡镇层面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人口、行政区划相关数据,利用ArcGIS软件计算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需比和最短就医距离,比较其在撤乡并镇前后差异,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人口、城乡、民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行政区划面积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撤乡并镇后,四川省乡镇层面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和最短就医距离均有所增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城市、非民族地区人均资源数量更充足;人口稀疏、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最短就医距离更长;城市和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医疗资源空间可及性更优,撤乡并镇使得中心城市地区和边远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扩大。结论:撤乡并镇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整体提升但居民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公平程度增大,尤其是人口分布稀疏的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行政区划改革后半段工作中,应结合人口、城乡、民族、经济、行政区划面积等因素,合理规划资源空间分布和配置,提高可及性和公平性。

关注撤乡并镇后可能存在的五大问题——撤乡并镇现象调查

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部分地区撤乡并镇后出现的几大问题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个人教育成本增加,失学率上升;基层服务半径过大,乡镇工作落实较难、村民办事不便;富带穷效果不明显,可能制约了原穷乡所辖村的经济发展;穷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了打击;人均财政负担与之关系不大。

民族山区撤乡并镇的理性思考——以麻阳苗族自治县吕家坪乡、黄桑乡撤乡并镇为例

文章以麻阳苗族自治县吕家坪乡、黄桑乡撤乡并镇为例,分析了民族山区区划调整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对如何消除负面影响进行了相关探讨。

撤乡并镇后部分偏远农村面临的社会问题——基于山西、内蒙古的调研

从1998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乡镇总数为34675个，比上年减少798个，其中：镇19369个，比上年减少153个；乡15306个（含民族乡1089个），比上年减少645个。

城镇化进程中的合村并镇实践：问题与对策——以郑州市合村并镇为例

合村并镇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金融危机促进东产西进，郑州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并催生合村并镇政策出台。这一政策实践按主导力量呈现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村庄主导型三种类型；并具有统一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统一考核，政策配套等特点，但是政策实施仍受到土地政策、资金或投融资机制以及群众上访带来的维稳压力的约束，面临农户级差地租分配份额少、政府给予的社会保障性政策不足等问题。合村并镇是GDP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压力的结果．并反馈性地导致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并可能导致宏观经济风险。完善合村并镇政策，需要从宏观体制和微观政策制度的诸多方面做出方向转换和制度改进。

合村并镇：城镇化的实践路径与对策分析——基于郑州城镇化建设的调查

提升城镇化水平是历史趋势、时代要求、城市本身功能以及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稳步推进城镇化是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重要战略。在国家推进城市化的战略规划中．郑州城镇化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合村并镇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有益探索，但是合村并镇由于涉及利益主体多，必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布局，促进合村并镇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民族牧区撤乡并镇对当地畜牧业的影响探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毛都苏木为例

撤乡并镇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的一项政策。但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毛都苏木,由于牧区的分散,撤乡并镇后却给牧民带来很多不便,在城镇地区实行效果良好的撤乡并镇政策并不适合直接推广至牧区,因此,在撤乡并镇的同时还应辅助一些配套政策,以便给牧民带来实惠。

撤乡并镇后原集镇改造建设实践与探索

为加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原有"撤乡并镇"中被撤并的乡镇政府的集镇集聚和辐射功能,提升集镇社区品位,笔者针对集镇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秀洲区11个集镇社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通过近三年来集镇社区提升工程中的实践探索,针对性地提出对集镇社区进行提升的策略与措施。

撤乡并镇 促进我市小城镇建设

从我国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多的实际情况看，小城镇建设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对小城镇建设十分重视，县区和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投人了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市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尤其是与邻近的江浙地区相比，我市小城镇建设还很落后，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乡镇设置不合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浅议撤乡并镇带来新问题

我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实施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小乡并入大镇，弱乡并入强镇。进入新世纪后全国各地加快了撤乡并镇精简乡镇机构的改革步伐，同时开始推动撤村并村改革。近几年各地撤乡并镇的实践情况显示，撤乡并镇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避免了社会担心的免除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反弹现象的发生。

浅谈灌云县撤乡并镇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城市化水平较低,严重影响和阻碍了灌云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灌云县积极推进城市化,将撤乡并镇作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

吴江区撤乡并镇后的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乡镇撤并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必经过程。2000年,苏州市吴江区就开始启动乡镇撤并改革。经过五轮的调整,吴江区所辖乡镇由原先的23个撤并到8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增多,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社会管理、民生事业需求不断增加,镇政府如何有效、高效地开展镇域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协调发展,需要深入研究、不断探索。

撤乡并镇 谨防边远村庄走向边缘

杜登芳是甘肃康县阳坝镇党委书记，近一年来，解决撤乡并镇后各村老百姓生产、生活出现的新问题，成了她的头等大事。

巩固撤乡并镇成果 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成都乡镇机构改革的调查与思考课题组

撤乡并镇不仅仅是农村乡镇行政区划的简单调整,而是基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实施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优化乡镇布局,整合乡村资源,增强乡镇综合实力,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撤乡并镇的调查分析,进一步探讨了深化乡镇改革的基本思路。

撤乡并镇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南通市的调查

撤乡并镇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文章通过对南通10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被撤并乡镇虽然通过合并同类精简机构,优化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但是也带来服务周期变长办事成本提高、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流失、办公教学用房存在闲置、文化保护能力减弱、公共安全隐患增加等问题,基于此探索撤乡并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撤乡并镇”改革对基层政府治理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横向的地方治理结构调整对基层政府治理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将对"撤乡并镇"这一地方政府辖区优化调整进行介绍,并在理论框架下分析它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

撤村并镇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针对我国农村撤村并镇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村民因搬迁过程辛苦而心生不满情绪、精准扶贫成果不稳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村民的公民意识缺乏、乡村社区文化营造缺失等问题,进行农村贫困户的入户访谈和调查,并结合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工作基于政策支持优势、专业优势和服务优势,可以有效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并解决相关问题。

撤乡并镇改革利与弊的现实性分析——以河南省×县实地调查为例

乡镇改革是为了完善政府结构,优化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减轻农民负担,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乡镇政权机构建设和运行能否适合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是关系到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大事。因此,无论理论界或实践界都在不断探讨如何建立更加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乡镇发展道路。本文就将结合河南省×县撤乡并镇改革的调查情况,分析指出撤乡并镇改革在实际运行中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对农民的负担减轻也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政府甚至还要为这样的改革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