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家庭资产与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再讨论。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负债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不同资产或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大小与显著性不同。在资产中,以房产、汽车、耐用品的影响为主;在负债中,以住房负债、工商业负债的影响为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其它因素不变,幸福感会随着社区平均资产规模的上升而提高,会随着社区平均收入的上升而降低,即相对资产对幸福感具有正的"示范效应",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的"攀比效应",负债则不具上述影响机制,负债更有可能通过影响健康而间接影响幸福感。研究还发现,一旦控制资产、负债及排除个体非观测异质性的影响,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遗漏变量是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幸福并不一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的重要原因。

“幸福——收入之谜”的心理诱因

"幸福——收入之谜"最早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论述了"幸福——收入之谜"的三个心理诱因:欲望的特性、情感适应特性以及社会比较心理。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

文章构建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与实证模型,绕开对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两者绝对关系的探讨,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分析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并进行相关假说的检验。主要结论为:1)以收入、消费为代表的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老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遮掩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收入→主观幸福感"。2)以婚姻为代表的非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轻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非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婚姻→主观幸福感"。3)在纳入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中,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相对收入→主观幸福感"。4)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户籍政策对"生育行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生育-幸福"、"幸福-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策建议为:首先,需要逐步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等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并优化投入结构与供给模式。其次,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婚姻保障法律体系两个方面提高年轻父母的幸福程度。最后,健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群体"差别化"的生育政策体系,解决生育子女所存在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照料问题、社保问题等,引导农民、农民工和市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和养育观。

不同性别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背离现象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平均的个人收入远远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平均幸福感与男性持平,可将这种性别之间的幸福感与个人收入相背离的现象称作"性别-收入-幸福悖论"。从家庭性别分工的角度对此悖论进行了解释:性别工资差异主要由男女的家庭角色定位所导致,虽然不同性别的个人收入不同,但最终男女双方共同分享家庭总收入。所以,是家庭平均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决定了幸福感的高低,因而会出现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大体相等。实证检验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个人收入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加入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发现,只有家庭平均收入增加才会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最后,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是可靠的。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幸福与收入问题初探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幸福的追逐,但是传统经济学视角下,人们只注重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快乐增加,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快乐,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目的的经济学自然需要对于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由此,以幸福快乐为研究核心的幸福经济学便顺应而出。本文首先追溯了幸福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其次,分析了收入与幸福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不同的个人背景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同。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动态系统,由幸福储备、幸福收入和幸福中介组成。其中,幸福中介在幸福储备和幸福收入之间发挥着驱动力作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可以简要定义为:知足和愉快。

“收入-幸福感悖论”与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为了回答为何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农民及农民工生活幸福感却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这一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对幸福感"这一概念。该概念认为幸福感是一种相对感受,是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得出的。因而,个体幸福感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具体环境中的互动氛围。以城市社区生活为例,当社区中有良好的互帮互助传统,能够营造出和谐互助的社区氛围,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便会得到提升。当参照群体超出社区层面,社会不公以及高昂的房价使城市居民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导致生活幸福感降低。因而,政府需要在塑造社会公平正义之风以及调控房价上下更多的工夫。

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近年来,一批经济学家在吸收早期幸福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借助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将幸福问题的研究从客观层面推向主观心理层面、从抽象的理论阐释推进到精细的实证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幸福之源。本文以述论结合的方式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观幸福感问题研究对中国当今人类实践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

本文对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浙江省2009年"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比较了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模型,以探索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内在结构与传导机理。结果证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存在,并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影响着幸福指数;收入通过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强度要大于直接影响的强度;各幸福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提高收入向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改善程度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指数。

公共服务何以影响居民幸福?——基于“收入-幸福”分析框架的实证检验

公共服务的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大都将公共服务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加总,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在居民个体生活空间上的异质性。通过构建公共服务获得感这一概念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建立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连接。基于“收入-幸福”分析框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获得感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以及公共服务获得感对收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收入与公共服务获得感能够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幸福;公共服务获得感能够显著地负向调节绝对收入和主观相对收入的幸福效应,即随着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升,给定收入水平的幸福效应逐渐减弱;绝对收入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幸福效应在流动人口中并不显著,但公共服务获得感的调节效应在各“户籍-居住地”组别中显著存在。进一步对调节效应的稳健性展开检验,排除了潜在的竞争性中介解释机制,采用不同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测度方式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不断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幸福-收入门限研究——基于CGSS2006的微观数据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和两个实验经济学结论,推知幸福-收入门限的存在,使用2006年CGSS的微观数据,估计中国居民的幸福-收入门限值大致位于"人均收入"3300元的位置,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从门限前的显著正向变为门限后的不显著。门限回归中,收入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呈现"前高后低"特征,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结果在门限前后通常也呈现差异性的特征,由门限值划分的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对变量的敏感度不同。对于从中等收入跨入中上等收入水平的转型国家来讲,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需要更加关注非收入的因素,尤其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自身权利、平等和公平等软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依赖于公平发展方向上的体制改革。

绝对收入、收入渴望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为避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农户的异质性影响,采用陕西两个村庄整村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OLS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技术,分析了绝对收入、收入渴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存在"马太效应";收入渴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收入渴望在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了调节作用,即随着收入渴望程度的提高,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越来越小。

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

提升居民幸福感是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目标。地理背景特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受到极大关注,但尚缺乏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其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多尺度线性模型探讨了我国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城市居民幸福感最高,西部整体偏低。②作为重要的城市背景特征之一,与人均收入相比,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提升作用,即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③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不同学历群体间存在明显差异,对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幸福感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但对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