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综述——兼述如何成为幸福者

了解幸福者的特点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人们认识和改善生活质量,获得真正的幸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使员工成为幸福者

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都集中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从中观层面研究企业组织的资料不多。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着重分析我国人力资源幸福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入手,对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提出建议。

幸福者的不幸——《宝贝》中理查德·哈伦格尔的性格解析

以短篇小说《宝贝》为分析对象,探讨了文中主人公所处的境地以及造成其"被体制化"精神状态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揭示了该主人公与现代社会人们的诸多共同之处。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从知识人到生活人:幸福教育理论下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

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遵循学科逻辑,围绕“知识人”的培养展开,整个大学是围绕“知识人”的养成高效运转的机器,存在以下问题:人才培养模式化,个性特征缺乏;通识教育边缘化,人文精神匮乏;学习意义异化,自主意识贫乏,等等。约翰·怀特是当代分析派教育哲学的领军人物,提出了以“过有意义的生活”为核心的幸福教育理论。他认为,幸福教育是多种教育目的的平衡,能促进人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约翰·怀特幸福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大学教育应遵循生活经验逻辑,实现培养目标由“知识人”向“生活人”的转向。

积极应对方式在脑胶质瘤患者照顾者积极感受和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调查脑胶质瘤患者照顾者积极感受、积极应对方式和幸福感现况,并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其积极感受与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脑胶质瘤患者照顾者100人,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幸福感指数、中文版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照顾者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积极应对方式、积极感受与幸福感间的相关性,并采用Process 3.5中的模型4和Bootstrap法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在积极感受和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脑胶质瘤患者照顾者幸福感指数总分为(7.07±2.21)分,积极感受总分为(31.84±6.85)分,积极应对方式总分为(21.85±6.76)分。照顾者幸福感与积极感受呈正相关(r=0.322,P<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342,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积极感受呈正相关(r=0.322,P<0.01)。积极感受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0.203,占总效应的39%。结论脑胶质瘤患者照顾者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积极应对方式在积极感受和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后疫情时代的员工情绪耗竭与主观幸福感——基于原生家庭视角

后疫情时代员工的心理健康成为工作场所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形成机理。基于印记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具体探讨原生家庭沟通模式对员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耗竭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通过对173名员工的多时点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对心理资本的正向影响;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心理资本在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与员工主观幸福感、情绪耗竭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水平越低,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拓展了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在选人用人的层面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考察其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采取随机取样法对1187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在地域、家庭经济条件与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经济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故高校及大学生家庭应注重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

休闲、工作重要性认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重要性与工作重要性的认知也发生变化。文章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2018年的中国数据,考察长时间序列下我国居民的休闲重要性和工作重要性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回答看重休闲胜过工作的人是否更幸福,并进一步探讨收入、休闲重要性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休闲重要性与工作重要性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990—2018年间,休闲重要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工作重要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由正向变为不显著;整体而言,更看重休闲的人没有更幸福,但分年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更看重工作的人更幸福,2013年逆转为更看重休闲的人更幸福;休闲重要性在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在休闲与工作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对此,国家应贯彻落实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切实保障居民休闲权益,引导居民形成良好的工作和休闲价值观。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乡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该研究通过对321位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进行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业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返乡农民工的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完全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比生存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

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蓬勃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本文基于CFPS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且该结论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更换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和运用PSM-DID模型后结果仍然稳健;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县域高铁开通通过增加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医疗资源可获得性和提高农民旅游消费意愿,进而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因而,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实行宏观考虑、合理统筹与科学规划,促使更多的资源要素通过高铁线路从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让更多农民切实享受到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增福效应”。

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高品质生活实现路径研究

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体现,创造高品质生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的获得感;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以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厚植人民的幸福感;实现高效能治理,以治理效能的提升筑牢人民的安全感。探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转化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

互联网使用能提升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吗?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老年群体的数字红利不可忽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统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再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西部、北部和无子女在身边的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社会网络来提高乡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新征途中,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加快适老化技术改良,释放数字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强乡村老年群体数字技能培训,引导其利用互联网拓展社会网络,提升主观幸福感.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进农民福祉,提升亿万农民的幸福感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数字学习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最大。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年龄、地区的异质性,其中,数字素养对新生代、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增加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进程、开展多元化的数字教育、保护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方面的合法权益、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对数字技术使用需求的建议。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女性就业、家庭决策权及其幸福感

经济赋权是增进女性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女性就业参与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对女性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已就业参与女性较未就业参与女性的幸福感明显更高。该结论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和拓展回归模型(ERM)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性别分工观念平等、性别就业价值观念平等以及配偶在业的女性,其就业参与的幸福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决策权是女性就业参与提升其幸福感的重要渠道。已就业参与女性在父母奉养、子女教养和家用支出分配等方面拥有决策权的概率,分别是未就业参与女性的1.514倍、1.471倍和1.276倍。拓展分析表明,与未就业参与相比,非正规就业参与、正规就业参与均能有效提升女性幸福感。因此,增进女性福祉,既要鼓励女性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又要发展并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还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