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追求权的规范依据、理论证成与权利构造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重大人权命题后,“幸福追求权”愈发成为不容忽视的实践与学术话语。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幸福追求权在国际人权法和域内外宪法文本中均存有规范依据。借助阿列克西提出的由实际意义、政治正当性和高权利位阶构成的宪法权利三要素论,该权利的基本权利属性可以获得理论证成。在规范构造上,免于恐惧、生活安宁、自我决定和获得成就构成了该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体系,最低生活保障请求权构成了受益权功能体系,制度性保障、组织和程序保障与放射效力则共同构成其客观法面向。作为一种内涵于自然秩序的重要法则,追求幸福具备良好的“兼容性”,能够反映人类的本质需求,在幸福追求权的引领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获得有力推动。

论幸福追求权的环境法应用

论及幸福追求权,其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大众关注点集中于法理、宪政之域,或引经据典以言幸福追求权之深刻意蕴,或东西对比以谈幸福追求权之宪法适用。当下,环境问题关乎个人生活舒适环境的维持和生命健康的保护、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然而现今环境法学属于新兴学科,正处吸收接纳新鲜血液以完善理论基础之时。因此,另辟蹊径寻求幸福追求权在环境法中的应用层面,并分析其在环境权构建、环境法基本原则协调、综合性环境法律制度指引等应用层面的作用和具体的应用路径有着实践和理论价值。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论代孕母的合法化基础

代孕母自出现以来因其有效的社会功能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因其衍生过多的法律伦理问题而在各国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的则予以全面禁止。我国也是禁止代孕母的国家之一。禁止代孕是否符合法理精神?立足于代孕母合法化的国际潮流,从法对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无伤害不禁止原则、正义原则及维护人的追求幸福权和家庭权几个方面深入论证了代孕母合法化的法学基础。

以新时代人权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古今中外,从人类角度出发,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性秩序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的本质、存在方式或幸福感的终极追求上。从历史角度观察,二战以来,人权观念的产生以及对保障人权的义务和责任的制度构建,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加强相互合作,建设国际秩序的重要价值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以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为根本目标,以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为价值基础和具体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础上促进新时代人权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一个可实现的合作共赢的、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