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性”范畴与逻辑及其后马克思取向

幽灵性是德里达早期以异延为中轴的解构理路的继承与发展;它与"无X的X"、弥赛亚性、宗教性等话语筑起解构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场域。幽灵性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和基础——主导辩证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政治学,成为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后马克思思潮认知测绘的关键依据。

弥赛亚精神与幽灵性: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合与分

德里达与马克思这两位杰出的犹太思想家既有重大的分歧,也有深刻的契合。德里达用弥赛亚精神和幽灵性的概念重新阐发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救世承诺和开放的未来框架。但他又相信,由于对幽灵性的异质因素的抑制,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开掘其弥赛亚精神的潜力。当然,德里达对马克思的理解同样受制于他自己的局限,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欧洲传统"在场论"的畏惧,结果冲淡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和批判性。

幽灵性经验:让马克思出场的场所

在后现代主义学术景观中,有关"如何让马克思出场"的一些最激愤人心的作品是与德里达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在他们看来,出于文本的异质性,像"真正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真正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出于同一理由,传统的让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种派生和模仿的解构关系,只是一种为不断变化和置换的关系之"正名"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义只在幽灵性经验中找到洞开的瞬间。这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异议无疑仍属肤浅理解,也有它的"软肋"——"解构的语言"所具有的"随意的、诗意的不着边际、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或"无底棋盘上的游戏"等等为人诟病之处,但它却揭示了真正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理论不断地被哲学确定性体系的概念尤其是沿着精确化思维所强化的局限性。幽灵性的经验在此一意义上有时还真的具有深入性和创造性。

作为幽灵性场域的电影——“后电影状态”下重思电影哲学

随着各种新媒体与新平台快速成为视频生产与传播的主导性形态,"后电影状态"成为电影研究界所争论的核心问题。在"后电影时代"存在着两种捍卫电影的进路:在话语层面上放宽电影定义;在思想层面上重铸电影哲学。卡塞蒂代表前一种进路,但实则无法实质性地捍卫电影。本文则采取后一种进路,系统性地重梳电影的定义性特质、构成性要素及其潜能,并提出作为"幽灵性场域"的电影。

情人、物件、文化之恋:评《纯真博物馆》的幽灵性

《纯真博物馆》提出了究竟什么是爱,如何珍藏爱,以及如何平复爱的伤痛的问题。凯末尔对芙颂的痴迷令人难以置信,爱她及她所触碰的一切:物件与街道、城市与文化。思念她、追寻她,这种被爱情萦绕的精神状态近乎于幽灵性。凯末尔感到芙颂始终处于在场与不在场,可见与不可见,既是实体又是精神性的无所不在。作为一种隐喻,这种爱至幽灵的爱情象征了以物件为表征的文化。只有如此,才得以民族志式的手法展示作家所属的土耳其文化的细密。

见证何以可能?——创伤记忆与影像档案的“幽灵”之术

纪录片因为能再现真实,所以常常被赋予一种档案属性,承担见证与指控罪恶的责任。由于创伤记忆拥有难以被简单还原和再现的特质,关于战争或殖民等题材的纪录影像,其作为档案的属性也因此显露出局限性。不同于仅仅将影像作为“证据”使用的方式,当纪录片中的影像从固化的档案属性中解脱出来,则为创伤历史提供了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见证视角。由此,影像不再是封存创伤记忆的媒介,而是激发观者共情与想象的介质。通过蒙太奇召唤创伤历史中萦绕的“幽灵”,影像提供了开放的文本,使观者能够以自身感知经验的参与,在持续生成的记忆行动中去理解历史、审视当下。

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垄断的资本主义,而且表现出军事垄断的新特征,它突出呈现为某种隐匿的新型模式——以“无限战争”为主导的军事帝国主义。无限战争具有战争期限的延绵性、战争军事目的的不确定性、战争手段的不适度性以及战争空间影响的开放性等多重维度。这一新的战争模式并非公开的,而是以某种隐匿的幽灵式的方式存在,它集持久性、无形性、威慑性和悖论性于一身,本质上是一种以客观性、系统性和匿名性为主要特征的客观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化的产物,无限战争的动力来源和最终目的仍是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变化。它呈现为一种去实向虚的精神分析化倾向,以此实现与无限战争的相互助益,即当代资本在以某种崭新的、隐形的、强劲的方式(齐泽克所谓对象a的方式)为无限战争注入充盈动力的同时,又通过无限战争保证与加速了自身积累和扩张的脚步。面对21世纪世界之大变局,更需深化对帝国主义战争新模式的研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逻辑,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德里达论图像的解构

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对德里达的一次采访中言及图像技术的独特性,以及技术与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复杂关系,也涉及到电影、照片的真实性与幽灵性问题。解读德里达关于图像技术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进一步开拓当今图像时代的思考路径。德里达认为图像技术以其缩减时空距离的强大力量,改变了政治领域的活动范围,因而呼吁对传统政治诸概念的重新解释。技术的普遍性与事件的唯一性因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图像的魅力最终不是在技术,而是在图像的幽灵性中得到解释。

雅克·德里达与幽灵电影哲学

本文对雅克·德里达的幽灵电影理论进行全面的提炼与研究,在分析德里达提出幽灵概念的思想史背景后,通过梳理他参与影视创作的情况及发表的电影文献,回顾了电影作为幽灵媒体与19世纪超自然和通灵信仰的相关性,概括了幽灵哲学为电影带来的三个新的研究框架:电影作为幽灵媒体所激发的、以崭新的信仰模式为特征的独特体验;从幽灵论出发,重新思考电影史中不可见之物的诸多可能性;在文本分析之外,建立电影的幽灵批评原则。

马里翁与德里达的“礼物”之争

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建立在直观、被给予和礼物的关系上。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将直观等同于被给予,从而在《给予时间》中对礼物进行了解构,取消了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德里达在《论礼物》中进一步把礼物与被给予性分离开,强化了礼物的幽灵性特征。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把直观与被给予分离开,从而在《既与》和《论礼物》中从逻辑理路和现实案例两个方面捍卫了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将被给予性与礼物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两位现象学家的每一步思考都得益于彼此的文本对话或直接交锋,而依据文献再现这个精彩纷呈的思想争执过程,对于当代现象学运动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