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安陵——《幽通赋》解析

班氏家族是西汉末年迁居安陵县的。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遗愿,从东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在安陵编撰《汉书》。班固在安陵所写的《幽通赋》是其家族盛衰的陈述,更是他发愤著述的誓词。

论《幽通赋》与《答宾戏》

这两篇赋虽然也被《文选》所载，在班固赋中却多被冷落，评价也不高，远不如《两都赋》那样受重视、被推崇。其实，这两篇赋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特用以叙经历、言志趣，属于自叙传性质的言志之作，是研究班固为人不可缺少的生动材料。不仅如此，这两篇先后写于班固青年与中年阶段的赋，体现了班固创作的特征。

从班昭《幽通赋注》看《文选》五臣–李善注的价值

《文选》的版本十分复杂,有唐写本系统、李善注系统、五臣注系统、五臣–李善注系统、李善–五臣注系统等。其中五臣–李善注较好地保存了李善注的体式和风貌,比单行的李善注本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但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笔者在钩稽东汉曹大家(班昭)《幽通赋注》佚文时,主要依赖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的单独李善注本以及李善–五臣注(俗称六臣注)本,而忽略了五臣–李善注(俗称六家注)本,造成了数据错误,教训深刻。只有对这三类注本进行全面观照,仔细对勘,才能更好地还原李善注原貌。

我说《幽通赋》之“幽通”

《幽通赋》之“幽通”,李善释为“谓与神遇”。以后学者相从。然而此释似既未抓住“幽通”的根本,亦与《幽通赋》等文籍的内容联系不大。详考典籍,其义似以释为“深晓神明而融汇贯通天人之道”为好。

《幽通赋》“宾祚”解

班固《幽通赋》"宾祚"一词,历来将其理解为"礼其后祚",以为是指汉朝统治者礼待孔子的后代,但从上下文和当时谶纬大行的历史背景看,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宾祚"应为动宾短语,乃"以祚为宾"之意,即登上帝位,"汉宾祚于异代"应该译为"在后世,(如孔子所预言的那样)汉刘登上了帝位"。

“以儒统命”:论班固赋对“士不遇”主题的回应--以《幽通赋》《答赋戏》为例

“士不遇”是汉代辞赋的重要主题,班固的《幽通赋》与《答宾戏》为这个主题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给文人在“大一统”时代的尴尬际遇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这就是“以儒统命”。班固在秉承儒家天命观的基础上,把儒家之道上升为一种统摄社会人生的精神实体,以“命理”来解释际遇,再以“儒理”来规划命理,“命理”提供解释的基础,“儒理”提供价值和归宿。这样,关于“士不遇”的历史和现实都可以在儒家圣之道下一以贯之。“以儒统命”的“不遇之赋”在思想情感倾向上有“哀”而无“怨”,在文化根源上是对“大一统”帝国的“时代趣味”的审美回应:“大一统”秩序之下的文人如何安身立命。

德藏吐鲁番出土《幽通赋注》写本的性质、年代及其流传

德国考察队20世纪初吐睿番考察所得Ch2400、Ch 3693、Ch 3699、Ch 3865四残片,正面为班固《幽通赋》及其不知名古注本,背面为晋史毛伯成诗残卷,是吐鲁番文书中文字较多的文学写本,研究价值首屈一指。但由于正面《幽通赋》注本的性质未得确论,整个写本的年代难定。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四残片进行校录,加以标点,给出整理清本;收集传世文献中保留的此赋旧注,形成汇注,对注文出典做全面考察;结合对汉晋赋注诞生情沉的探索,提出古注本极有可能是《隋志》所记《幽通赋》项岱注,原属《汉书》注释系统,由史注而析出单行;结合项岱的生活时代,以及对书风的判断,将写本形成、抄写时间定于5—6世纪,应是东晋集部作品传入河西,由高昌当地书手抄写。最后,形成一个新的复原本。

曹大家《幽通赋注》及其注释学意义

曹大家(班昭)《幽通赋注》是现存最早的赋注,具有体例严明、语言凝练、长于征引等特点.本文对曹注进行钩沉、辨析,考证其对汉代章句之学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旨在以管窥豹,揭示东汉赋注的内容、特点及其在中国注释学史上的意义,为梳理汉唐文学注释的发展演变补上重要的一环.

薄冰之上:萧皇后《述志赋》与入隋江南人之心态

隋炀帝萧皇后史称能文,《述志赋》是其目前唯一可见的作品。除了雅正的措辞与用典,《述志赋》在结构上几乎以《文选》赋的“志”类第一篇即班固《幽通赋》为模板,同样寄托了自己的道德追求。然而另一面,不同于《幽通赋》表现出的自信和使命感,《述志赋》更像是一篇谨慎的自我辩白,表现出的忐忑和焦虑情绪与作者的皇后身份形成了一种张力。实际上,被纳入隋朝政权、背井离乡的南朝贵族们几乎失去了政治实力和话语权,萧氏即使身为皇后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述志赋》正是南朝贵族在北方生存状态和心态的生动写照。

《文选》六臣注议

唐高宗显庆中,李善受曹宪之学为《文选》作注,人称李善注.至唐玄宗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集注《文选》,人称五臣注.南宋以后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六臣注”.清人又从中将李注辑出,成为现在通行的李注《文选》.唐人著述,传世已稀,而《文选》这两种不同的注释本却还完整地留存至令.研究、比较它们的特点和得失,对当今的古书注释和理解是有重大意义的.

论汉代的抒情言志赋

一个时代,人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心声需要抒发,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抒情文学。在先秦,《诗经》与《楚辞》南北辉映,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抒情要求。那么,汉代的抒情文学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汉大赋是以状物为主的,不是抒情之作。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汉代的抒情之作主要是大赋之外的那些拟骚之作,被刘勰称为“杂文”的“对问”之作以及一些抒情小赋。这些作品才是真正的汉代抒情文学的主体,是上继诗骚。

为《离骚》“乱曰”进一解

韦昭注《国语》云:“凡作篇章,篇义既成,撮其大要为乱辞。”洪补申之云:“《离骚》有乱有重。乱有总理一赋之终。重者,情志末申,更作赋也。”朱熹曰:“乱者,乐节之名。”元陈皓《礼记集说》:“乱者,卒(?)之节。”

屈原族别考辨

屈原的族别,古书无明确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考证屈原的族别,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即弄清了楚的族别,屈原的族别自然就清楚了。一、楚的族别问题。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自我介绍:“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帝是谁?不少书说高阳帝是颛顼。翻开《大戴礼记·帝系》,那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试论六朝赋对汉赋的超越——六朝赋综说之一

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六朝是一个题材空前多样广阔,内容空前丰富充实,艺术空前精湛优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赋既对汉赋的传统题材有所继承,汲取了汉赋的艺术营养,又循着更深更广更精更美的方向向前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展示了新的风姿。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汉赋的情况。

“物”字本义辨

本义是能够直接解释字形并在实际语言中被使用的某一义项。引申义是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意义,它或者是本义某一特点的扩散,或者是本义某一特点的发展。总之,任何引申义都不是孤立的,自然本义也不是孤立的,它与诸多引申义形成内部有着密切联系的引申义列。在具有同一本义的引申义列中,本义的特点分存于引申义中,我们既可以在本义中找到引申义的由来,又可以在引申义中发现本义的端倪。因此考定本义应该遵循一条原则。

时代断层上的痛苦思索——张衡的序志赋《应间》《思玄》初探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学术界常以和帝为界将东汉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张衡生于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正值东汉前期的昌明盛世。在文化思想领域,儒家经学在西汉繁荣的基础上盛极一时;文士多是皇权的忠实者和拥护者;

说“契”

契字多见于先秦古籍。《说文》:“契,大约也。从大,(丰刀)声。易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段玉裁注:“约取缠束之义”。按《说文》释契为大约,取大之义,以(丰刀)为声,恐非契之本义。段注又广其义为约束,其说亦有未安也。先秦经典多用契字。迄于秦汉,古籍中字形与契有关之字亦多。如:锲、栔、絜、挈、恝、楔……等。此类字与契字,或以声,或以义,实出一源,其源即(丰刀)字是也。《说文》:“(丰刀),巧(丰刀)也。从刀,丰声。”段注云:“巧(丰刀)盖汉人语”。然不著出处。《广韵·黠韵》有(丰刀)字。

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研究屈赋的,从王逸以来,于屈原自述乃高阳的苗裔无异说,独于次句则解说不同。王逸认为“皇考”为原父,云“

班固的一个梦与《诗经·周南·樛木》新证

《幽通赋》语境表明,班固所据诗说或以《樛木》歌颂祖先德业。这在《诗经》本文和出土文献提供的线索之上,进一步证明了《樛木》为祭祀场合的宗族赞歌。《诗经》取兴方式塑造了民族的心理结构,班固之梦即其效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