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4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法和最新发展的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了税收优惠和财政直接补贴在不同强度下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动态效应,并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认为:财税政策对不同规模高新技术企业R&D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且存在政策最优作用区间。大中企业的R&D投入只对税收优惠的强度变化敏感,税收优惠强度增加可有效促进其R&D投入,而直接补贴的边际激励效应不显著;小微企业对两种政策均较为敏感,税收优惠对其R&D活动的激励作用显著,随着直接补贴的强度增加其R&D投入水平缓慢提高。

企业出口对员工工资影响的再分析——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将企业出口强度作为连续的处理变量,采用广义倾向得分法,控制企业的出口自选择后,在每一出口强度上考察了中国2000～2007年持续存活的企业出口后对其员工工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出口确实能显著提高员工工资,然而这一因果关系只在企业出口强度的某些子区间成立。此外,企业出口后,出口强度与员工工资呈现"倒U"形关系,出口对员工工资的改善作用随出口强度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

互联网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发现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金融资产配置,使用互联网会显著提升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0.64%;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刻画互联网的不同使用程度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差异,发现互联网使用程度在0.75处理水平之前起促进效应,在0.75处理水平之后起抑制效应,且仅在0.6处理水平之前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使用互联网只能是促进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强心剂",而并非"持效药"。从作用机制检验可知,金融素养在互联网是否使用和互联网使用程度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中都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24.2%和32.1%。

R&D投入真的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吗——来自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的证据

进入新时代,创新发展成为主旋律,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备受关注。以2010~2017年中小板企业为样本,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在“反事实”框架下构建剂量反应函数和处理效应函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另一方面,企业增加R&D投入与不进行R&D投入相比,增加R&D投入所带来的相对优势是逐渐下降的,且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无效区域。我国中小企业在加大R&D投入的同时,还要注重R&D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也应在此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模式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本文把农民工外出务工模式分为三种类型——经常外出、短期外出和外出回流,利用2013年安徽、河南两省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不同外出务工模式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为纠正自选择性引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组估计不同外出务工决策的广义倾向得分,然后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不同外出务工模式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经常外出和短期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外出回流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外出务工模式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程度存在性别和科目差异,母亲外出的影响大于父亲外出,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女孩,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影响大于语文。

需求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交互作用下农户福利水平研究——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山东和江苏两省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将正规信贷配给分离为部分数量配给、完全数量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借助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差异性,有效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六种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均对农户福利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降低了农户生产性收入、一般性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并且农户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农户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部分数量配给以及完全数量配给),这就意味着:在需求型信贷配给演变为正规信贷配给主要形式的今天,农户福利损失不仅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腐败与企业创新:润滑剂抑或绊脚石

本文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运营的制度环境质量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贿赂等腐败活动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贿赂等腐败活动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一定程度的腐败是企业创新的"润滑剂",但更高程度的腐败是企业创新的"绊脚石"。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结论不同。此外,本文还揭示了腐败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渠道:政府担保和金融机构贷款。这暗示了一定程度的腐败实际上是企业寻求一种替代性保护机制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减少市场机制不完善对企业创新造成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地,通过广义倾向匹配得分法分析发现,随着腐败水平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的逐渐升高,贿赂等腐败活动对企业创新的促增效应逐渐弱化,超过特定分位点(20)时,贿赂等腐败活动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逐渐强化。最后,稳健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腐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非常稳健。

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节能减碳”政策的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政府2011年开始实施的《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对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节能减碳”政策强度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N”形关系。适度的“减碳”政策强度下,创新的促进效应超过成本增加效应,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创新的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逐步释放,表现为“节能减碳”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区间逐步扩大;对于不同样本上述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度的环境规制并不会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能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双赢”。

排污征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GPSM的政策效应评估

选取中国199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连续变量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排污征费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排污征费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形”的关系,即随着排污征费强度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超过一定适宜强度的排污征费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企业异质性、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GPS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考察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显示,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具有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N"型关系特征;研发投入的创新促进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得以释放。异质性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资产规模、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最适区间有差异化影响。

“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发布送转公告并曾发行过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检验了"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送转公告向债券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引起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当送转比例达到50%(高送转)时,送转比例越高,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越强烈。进一步根据债券期限和信用等级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中短期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更积极,而不同信用等级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没有明显差异;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相一致。

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

探究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制约因素,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该研究基于2018年湖北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GPSM)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流转会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44个单位,水田转入和旱地转入会分别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99和0.204个单位;土地转入面积、水田转入面积和旱地转入面积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提升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即耕地复种指数提高的比例要比流转面积提高的比例更大,且水田转入面积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检验来看,土地流转能够通过每公顷流转费反作用路径和要素集约促进路径提升农户耕地的复种程度,每公顷流转费起到调节作用,要素集约率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大小为8.9%。建议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因地制宜制定耕作制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提高耕地复种指数。

信息通信技术能否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来自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证据

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获取信息、分享和利用资源的重要媒介,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新机遇。基于最新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村级数据,采用内生扩展回归模型、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ICT对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讨ICT对农村产业结构水平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在2851个样本村中使用ICT的农户比例在50%及以上的村共有1503个,占总样本村的52.72%,平均产业结构水平为6.53,ICT使用比例较高的村的产业结构水平也较高。在未达到现有资源禀赋约束下的最优产业结构水平时,ICT能够显著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在超过这一水平后,ICT对农村产业结构水平不再具有正向作用,二者之间呈较为稳定的“倒U型”关系。ICT对产业结构水平位于中间和中间偏上的农村地区,有明显的“扶优做强”特性。据此,建议加紧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引导支持农村居民借助ICT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开拓农村产业的新发展模式,利用ICT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所需各类要素资源,同时瞄准不同等级产业结构水平的地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金融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R&D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5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普查数据,利用广义倾向得分模型,刻画金融支持强度变化对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R&D支出的动态效应曲线,量化评估金融支持激励高新技术企业R&D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大中型和小微型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水平、人力资源、科研能力、国有性质及发展年限与其获得的金融支持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支持可有效提升不同规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且都存在边际效应"饱和点",对小微企业R&D的促进作用总体优于大中企业;进一步细分企业所有制,发现金融支持对非国有性质企业R&D的激励效果更佳,作用范围更广。研究结论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减碳”政策制约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本文就中国政府2011年开始实施的《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简称"减碳"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减碳"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着成本增加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减碳"政策对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叠加,且叠加效果会随"减碳"政策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对"减碳"政策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识别:(1)"减碳"政策强度与制造业企业出口规模呈倒"U"形关系,适度"减碳"政策强度下创新促进效应超过成本增加效应,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2)企业研发创新是实现"减碳"政策促进出口规模扩张的关键因素;(3)创新促进效应会随时间推移得到逐步释放,表现为促进出口规模扩张的政策区间逐步扩大。在不同样本和实证方法下,上述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文认为,实施适度的环境管制政策并不会有损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能实现提高环境质量和出口增长的"双赢"。

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吗？

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不同类型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融资约束间的关系不同:从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嵌入价值链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最突出,其次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并不十分显著;对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同的企业来说,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越多的融资约束缓解;对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企业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越突出。最后,从静态及动态两方面进行了机制分析,验证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吸纳水平、提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来缓解其融资约束,且持续经营企业是产生价值链嵌入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的主要来源。

重审风险投资与初创企业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来自微观层面的最新证据

因准确测度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处理效应存在较大技术难度,风险投资是否有助于改善初创企业的生存环境这一问题尚未形成足够共识。借助大量P2P网贷平台倒闭这一难得的准实验机会,首次系统评估风险投资对P2P平台生存状况的处理效应,为客观认识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最新证据。实证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获取风险投资有助于改善被投企业的生存状况。具体地,倾向得分匹配法显示,平均来看,获得风险投资的P2P平台死亡率比未获得风险投资的P2P平台低14%,而存续期长9.13个月。这种差异在剔除内生性偏误、选择性偏差后依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匹配方法下均是稳健的。广义倾向得分法进一步揭示,风险投资额对企业生存状态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通常1000万元以上的投资额才能有效延长P2P平台的生存时间,且风险投资额越高,对P2P平台的生存状况的改善越明显。影响机理模型显示,风险投资会通过提供社会资本、提供声誉、提供资金三种途径改善被投企业的生存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筛选效应的存在,风险投资更多地发挥着“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效应,不可盲目夸大风险投资的作用。本文初步揭示了风险投资在初创P2P平台存活和行业演进中的作用,为客观认识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企业异质性、政府补助与R&D投资

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虑企业异质性因素,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动态作用区间。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作用具有区间性,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值后,替代作用超出激励作用。目前,政府补助对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资总体表现为激励作用,而且,平均补助强度远远低于激励作用转化为替代作用的临界值。同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作用及其最适补助区间呈现所有权异质性、企业规模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及工资差距的影响

为探寻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平衡工资差距的途径,本研究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2017年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估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并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使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差距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对高工资农民工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分不同地区来看,相比于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工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社会资本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同时,拉大了农民工工资差距,加剧了农民工内部工资不平等。因此,要吸引农民工加入行业协会等组织,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同时加强农民工技术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工作的不可替代性;还要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提高就业信息传播顺畅度。

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让居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也是政府的民生目标之一。本文结合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1)住房保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在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结论仍然稳健;(2)在住房保障政策的各项措施中,公租房政策和房价调控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住房保障政策的不同维度中,资源的充足性和便利性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3)住房保障对无房居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5平方米以及中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明显;(4)住房保障会通过信任效应和公平效应作用于居民幸福感,其中公平效应发挥的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住房保障政策的深化改革,而且对实现住有所居、增进人民福祉等民生目标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