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

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促使广告生态的巨变,形态各异的新媒体不断涌现的同时,原有的美国广告产业生态架构及权利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新媒体广告生态中,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博弈发生变化,促使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架构重心从原有的"维护市场竞争"转向"消费者权益保护"。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美国新媒体广告法律法规之中,也体现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对新媒体广告的监管和广告行业的自律之中。

广告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研究

为治理违法广告,中国现行法规定了事前审查、过程控制和事后监督等规制工具,但严格的规制工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实施效果。以医疗广告为例进行分析,得知原因在于:事前审查制度的高昂成本诱发了广告主的对策行为;媒体的审查义务作为过程控制工具,也因为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实施中大打折扣;行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检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媒体"第四权力"的制约而难以有效落实。从解决对策的角度,应当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分别为广告主、媒体和行政执法人员建立有效的激励和责任威慑机制,促使他们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职责。

欧盟新媒体广告规制体系建构

欧盟新媒体广告规制在方法上包括他律规制与自律规制,在地域上既包含了成员国国内规制,又有欧盟规制,区域特征明显。作为新媒体广告规制领先区域,欧盟在自律机构发展与前沿问题研究层面特色鲜明,为渐趋繁荣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的发展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参考。

新加坡的社交媒体广告规制

新加坡的广告规制是由行业协会和媒体监管机构自发制定的自我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是有效的,因为它满足了进行自我管制的最低要求:行业有发展动力、少数行业巨头使执行更为有效,以及有效的监管支撑。而在2015年之前,社交媒体广告业尚未得到激励,也无规则可言。这一年,由于一次营销活动引发的事件,使该行业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终止与一家社交媒体广告商的合约,以及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开道歉。丑闻爆发之后,社交媒体广告业的预算被冻结了几个月,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也遭到质疑。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新加坡社交媒体广告业这一资源有限的自我管制体制建立一系列指导方针的过程中,需要的理论、过程和思考。

新《广告法》视阈下网红广告规制研究

网红广告以其互动性强、用户定位精准、价格低、流量变现率高等优势备受广告主青睐,但其在法律层面存在诸多问题,挑战了新《广告法》的广告合法性底线。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立法、行政、广告行业和网络平台四方面提出网红广告规制的具体建议。

美国经验:原生广告的原罪与规制

原生广告始于美国,原生广告的兴盛与美国广告环境的变化、受众信息接收方式改变以及营销理念的更迭密不可分。这一"去广告化"、迂回式表现、具有原生性的广告,其真实的"面目"仍旧无法摆脱作为广告的营销本质和与生俱来的诱导性行为特质。理清广告始终区别于新闻,原生广告不是简单的新旧交替,认识原生目前存在的一些疑惑,解密美国裹挟着原罪的规制经验,对于原生广告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植入式广告的内隐性分析与规制新思路

植入式广告的隐性特征导致商业利益和艺术审美的激烈博弈,也使规制陷入了困境。除了影视制作的成本和竞争、电影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外,作为植入式广告规制的保护对象,受众对植入式广告的态度应该受到重视。植入式广告的规制应提倡以政府为政策供给者,公众和广告专业协会为评估和监督者,广告代理商、制片商为传播者的"共同进化"的新思路。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违法广告规制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在挑战人类健康防疫能力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一场大考。战“疫”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与违法市场经营行为也在时刻博弈中。在广告市场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各地市场监管局及时、高效地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通告等文件,表达了新冠疫情期间广告市场监管的决心,明确了监管的原则,并提出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监管手段,为广告市场主体合规自律树立了标准,对特殊时期广告经营行为的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绝对化广告规制条款的合宪性调控

宪治国家,法律必须具有合宪性。缘起于实践中遭受的合宪性质疑,运用审查经济性法律的"合理性标准"判断,发现绝对化广告规制条款因未将《宪法》第33条第3款中"保障违法者人权"的要求具体化而存在合宪性问题。应当通过合宪性解释与法律续造等方法的配合运用完成对此条款的合宪性调控,即:先借助合宪性解释确定此条款的立法目的,据此认定其存在法律漏洞,再以此条款中的"广告主等违法者"一词为对象,立足"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不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的类型划分,将其目的性限缩为"不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使罚款仅能剥夺违法者的非生存财产,从而在填补法律漏洞的同时解决其合宪性问题。

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综述

新媒体广告规制是广告规制研究的新型热点,但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化梳理和辨析。本文从国内新媒体广告规制文献入手,归纳总结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成果的四种类型,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分析现阶段我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存在的问题。

原生模式:美国媒体广告的创新和趋向

原生广告实现了品牌内容与媒体编辑内容的自然衔接,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呈现一派原生"狂欢"景象。"原生"不是偶然,而是媒介技术的达尔文式进阶推动下的结果,由原生广告带来媒体广告终端、内容与模式的变化,挑战了媒体的权威性,而为了避免这场"浮士德的交易"带来的负面效应,加强原生广告的监管成为美国市场媒体广告持续发展的选择。

英国新媒体广告自律管理

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新媒体广告成为广告业发展的引擎。自律在英国新媒体广告规制中占主导地位,旨在通过倡导伦理道德的自我约束,提高业界和用户的媒介素养并规范其相应行为。文章结合新媒体广告的发展现状,通过研究英国广告自律体系的构建过程,进一步探寻英国新媒体广告自律的内容、运作体系及其特点,从而为建立和完善我国新媒体广告规制提供参考。

媒体竞争加剧环境下广告业的监管

最近几年由于技术的进步，作为广告“出口”的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广告的数量，广告发布者的增加导致了僧多粥少的情况，加剧了媒体之间的竞争。在中国社会赋予广告经营者与广告发布者很大一部分的广告监管的责任，这与媒体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导致媒体无法作为广告发布的把关人。越来越多的虚假广告流出，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利益。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在规制虚假广告方面存在怎样的缺陷，该如何完善，国外的虚假广告的规制有什么经验，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等这些问题。

自媒体广告的规制失灵与多主体规制体系建构——一项基于自媒体人深度访谈的探索性研究

广告规制是广告学研究的一项焦点议题,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不仅书写了广告实践的新业态,还给广告规制带来了新的难题。与此同时,自媒体广告规制研究中"客位视角"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十位自媒体人的深度访谈的研究发现,来自平台运营者、用户在线投诉与举报的广告规制以及自媒体人的自我规制具有实际的约束力。然而,这一约束力在此起彼伏的种种广告失范现象面前形成了规制失灵,其背后是商业逐利行为的投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自媒体运营商与行政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划区域实施广告监测与处理"的联动机制等多主体规制体系的建构。

不良儿童电视广告的负面效应

儿童广告已然成为一种让儿童社会化不可或缺的途径,它对儿童的成长、心理的成熟以及行为方式的选择,甚至于健康的道德观念的形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我国儿童电视广告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已经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我们应该适当的借鉴西方国家对儿童电视管理的经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和规制方法,为儿童创造出良好的成长环境。

广告法律规制的市场效应及其策略检讨--来自中国医药行业的经验证据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广告法律规制始终以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作为基本的行动逻辑。基于中国药品市场的数据分析却表明,高压式的广告法律规制思路造成了医药行业严重的效率流失,带来了创新匮乏、价格高涨、质量低下、竞争不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当前制约中国广告法律规制效果的三大因素是失衡的广告立法、垄断的医药市场以及随意的政府权力运作。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纠正过去目标和方向上的错误,将广告法律规制的重心转向激励制药企业更多地进行广告投入,通过提高声誉的市场回报来确保广告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改善中国市场的信息效率和治理水平。

注重在规制广告发布中的道德作用

在国家不断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的条件下,问题广告依然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规制广告发布时出现了道德缺位,这种缺位表现在注重了法律制裁,没有注重道德制裁;注重了对广告主的制裁,没有注重对广告发布者制裁;没有运用道德制裁触及广告发布者的致命要害,即经济利益。出现这一问题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道德体制尚未形成,主观上广告发布者缺乏社会责任,同时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尚未形成一种道德强力去制约问题广告的发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广告发布者、消费者等方面加强道德建设,从多角度形成可操作性的德治制裁措施,从法治、德治两方面规制广告的发布,维护受众和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