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活动由盛转衰的内在理路探析

创办于1887年的广学会以书刊为媒介、以中国文人学士为对象,介入维新变法、新政等晚清政治改革运动,开展对华文化传播活动,企图“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中国,就其影响力及出版物数量而言,是彼时西方在华出版会社中名副其实的翘楚。在清末二十四年的对华文化传播活动中,广学会经历了由初创时期的冷寂,到维新变法期间的兴盛,再到新政阶段逐渐走向衰微的曲折轨迹,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广学会是在 1 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而创办的 ,它与近代寓华西人所设立的其它传播媒介的重要区别 ,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 ,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 ,是在 1 891年李提摩太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 ,广学会之所以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 ,是与李提摩太的领导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 ,广学会也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两者相得益彰。

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传播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担任了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导,广学会是其建立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规模宏大的文化教育团体。它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诸多形式,传播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知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的信息。其不仅成为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而且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变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广学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应当作出客观评价。

传教士在华的宣传活动与科举制度的解体——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传西方教育思想,这既促进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科举改革作好舆论准备,并加速了科举制度解体步伐。

广学会的版权活动述略

清季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借助文化传播来扩大传教,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版权纠纷。于是,发达国家的版权制度便开始被广学会借来进行维权。传教士的版权活动,也成为中国清末版权立法保护的重要促进因素。

清末广学会书刊略谈

清朝末年,广学会组织编撰出版了许多书刊,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对当时中国的维新变法浪潮,和中国近代著作权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广学会传教士的报刊编辑观

光绪十三年(1887),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书刊编辑机构,初名同文书会,光绪十八年(1892)改称广学会。广学会最初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可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广泛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它以‘输入最近知识。

近代西人在华创办的出版机构发展之探析--基于益智书会与广学会的比较研究

益智书会与广学会都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创办的著名出版机构。作为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它们虽都通过出版书籍、译介西书等方式传播了西方科技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信息,并从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政治变革,但二者在发展理路上却存在诸多不同。本文主要从组织、出版书刊、成立背景、影响等方面分析二者的异同,旨在探析近代西人在华创办的出版机构发展的个性,进一步认识它们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扮演的角色。

季理斐与广学会报刊发行事业之考察

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是广学会第四任总干事,曾担任《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的主编,负责广学会报刊的编排与发行事宜,对近代上海报业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季理斐主持广学会新闻局,通过官员代销报刊、赠刊转载、庆典联络权贵等方式,在传教士、官员、阅报者之间构建了互动关系网。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广学会报刊的发行范围,也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开蒙提供了多元化的样板。不过,在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际,广学会在华报刊发行事业举步维艰,最终彻底走向本色化转型的道路。

广学会的性質及其与維新运动的关系

維新运动(1895—1898年)是爱国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具有資产阶級‘民主’思想、而带有封建色彩的士大夫阶層,和以光緒皇帝为首的政治上無实权的滿、汉兩族大官僚所联合發动的。在1898年前,这个改良主义的維新党,比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宁可亡国’的旧党,显然是一个較进步的政派。但是,历史的發展注定着改良主义行不通,它終于失敗了! 在維新运动时期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的帝国主义有以英国为首的联合日本、美国为一派,与之对立的是帝俄一派。前者他们利用維新党,后者他們勾结旧党而进行活动。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一派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首先是幕后指示广学会里伪裝傳教士的帝国主义分子,以伪善的脸孔赞助中国变法自强,后来則由他們自己露面‘保护’維新党重要人物,并且企圖以武力干涉中国。本文主要是简述这个間題中的一个小問題。

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

广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团体,它主要依靠出版报刊、图书、创办学会等方式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广学会发行了众多历史类的图书,这些图书涉及世界通史、国别史、当代史、人物传记等方面。《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书中所蕴含的世界史观、进化史观、国家观念,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动态等内容,成为刺激和鼓舞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

清末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

广学会是清末在华传教士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为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广学会翻译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出于"科学传教"等原因,也译印了较多自然科学著作。本文通过分析广学会清末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探讨其原因,以期完整呈现广学会的出版全貌并重估其影响。

季理斐与广学会文字布道事业的发展

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尤其是李提摩太卸任之后,广学会便逐步衰落,因此过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广学会在清末的活动。但事实上,广学会度过了民国初年各种危机,不论是出版物的种类还是销量都在稳步上升,即便在抗战期间,其出版物依然供不应求。接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季理斐是广学会文字出版事业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本文着重研究季理斐与广学会文字布道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初广学会文字出版事业方针的转变

上海广学(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重要文字出版机构之一。自1887年创办(初名同文书会)至1951年与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合并,历时六十四载。对于早期广学会,学界已有较多的相关研究,但进入20世纪之后广学会的活动尚未受到广泛重视。本文主要考察辛亥革命前后广学会在文字出版方针上的调整,再现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所做出的回应。

近代广学会译传出版及其诉求(1887—1919年)

广学会是由新教传教士主导的以翻译、出版、发行为主要业务的教会机构,既通过翻译出版新教创始人、新教教士、平信徒的传记以传播新教教义,又通过翻译出版世俗人物(主要是欧美政治家传记)以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革新。广学会通过政治家传记的翻译、出版及相关广告以表达其政治革新主张:在晚清为维新立宪,在民初为共和民权。翻译、出版政治家传记以参与政治革新乃是其传教的手段之一,其主观意图在于以此为手段扩大其政治、文化影响,为新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但客观效果却促进了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引入与传播,呼应了晚清政府的维新立宪主张,顺应了民国政府的共和民权主张。

“摆印善书,散播天下”:作为翻译出版赞助者的广学会

广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内,广学会作为赞助者有力推动了翻译出版活动的开展,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争取中国上层社会的支持并迎合他们的需要,广学会初期的翻译内容以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民国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宗教类书籍的翻译出版逐渐成为绝对主导。广学会的活动轨迹充分体现了赞助者在翻译出版中的作用,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关于赞助者的定义及其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广学会赞助者本质的理解,还可以透视其不同时期翻译出版活动的内在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