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解工作室制度研究——基于上海与广安模式的考察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利益格局处于急剧的调整之中,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处于高发阶段,而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解决能力方面不断下降,各种新型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浮现,调解工作室则是传统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代表之一。调解工作室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作为新型调解组织,调解工作室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当前我国典型调解工作室的比较研究,分析典型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特点,从而探究我国调解工作室制度运行的社会结构,深化对我国新型调解组织在转型期社会的独特社会功能和价值,从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调解工作室:上海与广安模式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典型调解工作室的比较研究,认真对待正在发生的人民调解组织创新实践,分析各自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特点,探究影响调解工作室运行的社会结构,从而深化对新型调解组织在转型期社会的价值的认识,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全域治水的“广安模式”

美丽的西溪河是渠江流经广安的一级支流。在阳光普照的清晨，一抹朝阳挥洒在明镜般光滑的河面上，反射出的光亮让河岸旁的青翠密林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广安模式

2003年以来,四川广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历经普通试点、体制外试点和以检校合作为基础的深化试点三个阶段,已初步形成广安模式的基本框架。该模式秉持相信人民群众、贯彻司法民主、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三大理念,形成了一套以群众性为方向,以外部性为原则,以独立性为出发点,以有效性为目标,监督员的选任管理更优化、监督范围更合理、监督程序更独立、监督效果更明显,更符合司法民主和权力监督要求的制度模式。本文系统总结了广安模式的制度理念和制度亮点,为进一步推广广安经验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奠定基础。

社会变迁中的“大调解”——政府推动型人民调解的个案考察

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切入点,笔者分析了"大调解"的组织体系与制度实践,探讨了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调解"广安模式",反思了"广安模式"中政府推动的制度传统、制度实践中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官方表达中的"社会自治"。国家治权/社会自治的纠缠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内在勾连,而社会转型对制度变迁具有结构性影响。

“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法理解读

"大调解"工作体系已成为我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基于对其本质属性、内生动力以及发展诉求的科学认知的结果。作为我国独有的司法制度,"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应注重经验与理性的互动,应与司法能动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