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19世纪广州商人的类型、来源及其经济影响

19世纪广州商人呈现出类型化与新旧分野的趋势,由传统商人向近代商人转变,出现新旧商人并存的局面,抑或新旧商杂糅的现象。商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传统商人的转变,二是新式商人的产生,前者由传统商人转变而来,后者是适应新政治经济环境的需求而产生。该时期广州商人的新旧分野与分化蜕变,促使广州经济贸易地位转变和新旧商人团体组织分合。通过考察19世纪广州商人的类型及其来源,阐述其对广州产生的经济影响,从而透视该时期广州商业生态所呈现出"守旧"和"趋新"的特征。

论明清广州商人的贾而好儒

商与儒,自古以来,似乎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特别是重农轻商,崇本抑末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政策与传统观念,经商与业儒更是水火不相容。

南北“穷汉市”

南北“穷汉市”·杨鸿江“穷汉市”就是旧货市场的俗称。“穷汉市”是因世上有了穷人、富人、破落户方才兴起的。当然，入市交易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拾荒人”———富人扔了而穷人还能用的东西被“拾荒人”拾回来在市场上卖。因为入市交易的大多是穷人，因而，这种市场就被...

商团事变：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的实证考察

以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商团事变的学者,因受国家与社会对立一元论研究取向的影响,通常着意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同孙中山政府对抗的一致性,却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即商人回应商团事变的心态层面的复杂性,而这种差异性、复杂性往往是"市民社会"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在广州商人应对商团事变的价值取向中,生命权与财产权始终是第一位的,其"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能否更好地推动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但远未"膨胀"至建立"商人政府"的程度。就此而言,"在商言商"的传统理念在国民革命初期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中仍居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