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

1787—1796年间,西班牙巴斯克航海家曼努埃尔·德·阿戈特出任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首位驻广州商馆主任,并留下了八本《广州商馆日记》手稿。这套日记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西班牙商人在广州的各个方面,其中记录的欧美各国公司历年进出口贸易数据,也反映了当时广州贸易的整体概况。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资料披露的一些独家信息,如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破产与增减,粤海关监督发布的行商赤泰承充“澳行”的文告以及陈祖官与“洪任辉事件”等情报,对于了解清中期中西贸易的实际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意义。

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西式花园

鸦片战争后,在广州贸易的美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广场上开辟出了一个美国花园,作为西方人在广州贸易期间的休闲场所。后来,美国花园与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英国商馆前有着私家性质的英国花园合二为一,成为向西方人开放的西式公园——广州公共花园。美国花园到公共花园的修整和发展过程,作为与政治斗争相伴随的独特文化交流现象,既是西式公园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最早萌芽,又与鸦片战争后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相始终,是西方殖民势力在广州口岸拓展初期的历史内容。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档案探析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1729年开通,1794年终止,先后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而1762年公司正式设立的驻广州商馆迟至1822年才关闭。在此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经营业务内容基本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涉及了公司“十七绅士”及其属下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城市商会、巴城政府、中国委员会以及公司驻广州商馆等参与者自身业务活动及其彼此之间互动交往的方方面面。相关档案的管理及其归类编目,自公司时代至1970年代在经历了多次变更后最终得以完善。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

作为伦敦传教会派来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初衷是传播基督福音,与东印度公司和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来华后,他们却承担了诸多世俗工作,进而影响了此后英国对华交涉的大格局:正是依靠马礼逊以及他为广州商馆培养的一批译员,广州商馆才得以顺利处理与中国的冲突,英政府才得以洞悉中国的人情与内政。而英政府所获取的这些信息与人才,又为其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软件"准备。

英国东印度公司、政府与制造商对华贸易垄断之争(1813~1833)

《1833年法案》中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存废问题,体现出英国政府、英国北部工业城市制造商与东印度公司的三角博弈。为维持对华贸易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宣称茶叶利润与英国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税收、公司股息和债务偿还、印度属地政治管理四者息息相关。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Baronet)等广州商馆职员竭力建构广州贸易的特殊性:英国北方工业城市的制造商和其他散商团体易与持有戒备心的清政府发生冲突,存在中英贸易中断的隐患;而英国派遣领事不受中方认可,贸易监督亦无法代替广州商馆管理中英贸易。东印度公司上述主张体现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公行垄断和粤海关监督体制三者为一的垄断利益共同体;广州商馆的权威及影响力,保证东印度公司与行商竞争时保持优势、面对粤海关监督的侵扰时作有限度的抵抗。广州贸易中粤海关监督和公行的阻碍反而成为东印度公司拒绝英国政府和制造商介入对华贸易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