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创建中国本土化近代商会制度。而今年已是2015年,恰为商会诞生111周年。比较这一个世纪的两端,无疑令人有时空穿越之感。但商会历经转型,从晚清民初以绅商为主的商会,到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下的商会,到1949年之后新的工商联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联市场功能的加强及不同类型民间商会的兴起,商会与整个社会经济以至国家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期间,不论商会是主动调适还是被动应变,能在一个世纪之中历经考验,且在当代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绽放生机,可以说商会不仅已经沉淀形成了适应国情的"历史基因",还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新形态。由此而言,在商会建设及商会研究中,需要跨越时段断限,重视融会比较。本组专题文章既包括近代商会史又包括当代异地商会的讨论,且大体上都比较注重讨论商会的实际功用。朱英、夏巨富《广州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一文指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而且,商会不仅参与税法之制定,还在税法之宣讲与推行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张学军、孙炳芳《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一文认为,直隶商会在政府的倡导和激励下,以振兴商务、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近代实业教育,这既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公益职责,也展现出商会为实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异地商会是当代商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魏文享《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一文认为,异地商会的兴起,既是现有工商联体系的弥补,也同样秉承着竞争与协作的市场及社会法则;异地商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推动,其以商帮精神相号召,且在有意识寻求商会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资源,也提醒对商会的历史基因仍须注重。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创建中国本土化近代商会制度。而今年已是2015年,恰为商会诞生111周年。比较这一个世纪的两端,无疑令人有时空穿越之感。但商会历经转型,从晚清民初以绅商为主的商会,到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下的商会,到1949年之后新的工商联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联市场功能的加强及不同类型民间商会的兴起,商会与整个社会经济以至国家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期间,不论商会是主动调适还是被动应变,能在一个世纪之中历经考验,且在当代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绽放生机,可以说商会不仅已经沉淀形成了适应国情的"历史基因",还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新形态。由此而言,在商会建设及商会研究中,需要跨越时段断限,重视融会比较。本组专题文章既包括近代商会史又包括当代异地商会的讨论,且大体上都比较注重讨论商会的实际功用。朱英、夏巨富《广州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一文指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而且,商会不仅参与税法之制定,还在税法之宣讲与推行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张学军、孙炳芳《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一文认为,直隶商会在政府的倡导和激励下,以振兴商务、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近代实业教育,这既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公益职责,也展现出商会为实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异地商会是当代商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魏文享《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一文认为,异地商会的兴起,既是现有工商联体系的弥补,也同样秉承着竞争与协作的市场及社会法则;异地商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推动,其以商帮精神相号召,且在有意识寻求商会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资源,也提醒对商会的历史基因仍须注重。

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创建中国本土化近代商会制度。而今年已是2015年,恰为商会诞生111周年。比较这一个世纪的两端,无疑令人有时空穿越之感。但商会历经转型,从晚清民初以绅商为主的商会,到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下的商会,到1949年之后新的工商联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联市场功能的加强及不同类型民间商会的兴起,商会与整个社会经济以至国家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期间,不论商会是主动调适还是被动应变,能在一个世纪之中历经考验,且在当代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绽放生机,可以说商会不仅已经沉淀形成了适应国情的"历史基因",还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新形态。由此而言,在商会建设及商会研究中,需要跨越时段断限,重视融会比较。本组专题文章既包括近代商会史又包括当代异地商会的讨论,且大体上都比较注重讨论商会的实际功用。朱英、夏巨富《广州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一文指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而且,商会不仅参与税法之制定,还在税法之宣讲与推行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张学军、孙炳芳《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一文认为,直隶商会在政府的倡导和激励下,以振兴商务、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近代实业教育,这既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公益职责,也展现出商会为实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异地商会是当代商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魏文享《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一文认为,异地商会的兴起,既是现有工商联体系的弥补,也同样秉承着竞争与协作的市场及社会法则;异地商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推动,其以商帮精神相号召,且在有意识寻求商会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资源,也提醒对商会的历史基因仍须注重。

民族资产阶级历史转折期的官商关系回顾

战后广州市商会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动态。商会无法把握官商关系中的主动权,反而加深了对统治当局的依附性,基本丧失了其独立品格。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商会既维护国民党统治又维护自身利益与国民党作抗争的双重性分析,得出这种现象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从而再次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