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时期的英法关系

18世纪,法国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面的竞争,两国在广州的敌对状态正是其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爆发的一系列冲突的延续。在并不安顺的通商环境下,双方亦敌亦友,既为了商业及外交上的利益你争我夺,又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不测危机而相引为援。

鸦片战争前英国散商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冲击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实行一口贸易管理体制后,受到了西方"自由贸易"势力的冲击。在对华贸易中通过鸦片走私逐渐发展壮大的英国散商为了打破垄断、争取自由贸易,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逃避和抵制广州贸易体制的管制和约束,实施了对广州贸易体制最猛烈的冲击和破坏。

资元行黎光华:广州对外贸易中第一位破产的福建行商——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四

广州资元行行商宝开官黎光华是清代早期广州贸易的重要行商之一,也是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首位破产的商人。宝开官黎光华与来广州的欧洲人贸易活动分为两个时期,黎光华在这两个期间都积极地与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的商人进行贸易。然而大规模的贸易也导致“夷欠”的大量积累,最终导致清朝对外贸易史上首位行商破产事件发生,宝开官债务由众位行商摊还的解决措施对后来广州行商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瑞典、丹麦、法国、荷兰等国的档案及中文档案文献,对宝开官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考述,并分析其破产及“夷欠”对后世行商的影响。

清雍乾嘉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广州贸易的地位、作用与影响(1732—1806)

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是清代中西贸易的重要组成,作为当时来华欧美国家的一员,尤其在18世纪中期,瑞典在广州口岸的茶叶贸易中颇具影响力。随着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的不断发展,瑞典本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科学等多个方面均出现了多样的变化。同时中瑞贸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逐渐加深,瑞典携带的白银和其他外国货物,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雍乾之際廣州對外貿易中的海上巨商陳廷鳳研究——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一

陳廷鳳,商名陳壽官,是清代廣州早期最為重要的行商之一,從康熙年間開始,其參與廣州對外貿易長達半個多世紀,成為早期行商競相發展的“戰國時代”中屹立不倒的人物。除主要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外,還與奧斯坦德、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歐洲國家進行交易。本文將利用極为珍貴的陳壽官家族碑刻資料,結合中文檔案文獻及豐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對陳壽官生平、家族、貿易活動進行詳實而系統的研究,以得出對這位清代海上巨商更準確的認識。

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

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广州涉外贸易。关于这项贸易,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同时,杜绝关税不能按期完纳的情况发生;中国行商为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努力化解可能导致他们破产的各种危机;从这项贸易里获得巨大收益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人,则尽可能消除一切增加他们贸易成本的规章制度,笔者称之为"行商制度"。另外,本文还指出,商欠其实分恶性和良性两种,恶性商欠的爆发往往导致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口岸管理政策会越加严密,但良性商欠作为一种中外商人间的融资行为普遍存在于广州贸易。

清代广州贸易中的法国商馆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海外贸易竞争中不甘落后,借助政府支持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并在广州设置商行处理各种事务。法国商行的设立、发展及最后的关闭,与法国在国际上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及国内革命形势和贸易政策密切相关,它经历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命运,即起初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8世纪末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依据原始文献对这一时期来华法国船只的数量以及法国商馆的管理人员名单进行统计,力图清晰呈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法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

清雍乾嘉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广州贸易:1732—1806

自1732年第一艘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抵达广州起,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遥远国度第一次与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商业联系。此后75年的四个特许状时期里,共有120艘瑞典商船从哥德堡陆续抵达广州,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欧洲货物和白银,也从广州行商手中购买了大量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多种货物。在广州的瑞典商人与潘启官、陈寿官、蔡瑞官、蔡仲官等数十名行商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双方在货物交易、金钱借贷、洋利投资等多项商业活动中商讨与合作,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分析和战略研究

广州作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正全面发展现代航运业,实现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以及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相互融合的格局。为系统考察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并结合可视化工具,对1993-2022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广州国际航运”、“广州国际物流”、“广州国际贸易”三个主题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广州国际航运方面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广州国际贸易和广州国际物流方面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学者和机构合作网络方面,都存在合作规模过小且没有形成聚集的问题,学者与机构的地理位置主i要集中在广州。

《科林·坎贝尔日记》初探——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

1732年3月7日,瑞典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贸易的第一艘商船"弗雷德里刻国王号"(Freder-icus Rex Sueciae)从哥德堡启航前往广州。船上首席大班科林.坎贝尔逐日写下日记,详细地记录航行过程以及在广州贸易期间的所有事务,不仅包括与对华贸易相关的制度、理念以及市场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还详细提供了航行过程中每天必须处理的各种矛盾、广州口岸出现的各种日常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办法,留下了18世纪上半期中瑞贸易非常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在18世纪上半期,由粤海关监督、胥役、行商、通事和外洋商人等在广州口岸进行贸易的生动的历史画面。

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西式花园

鸦片战争后,在广州贸易的美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广场上开辟出了一个美国花园,作为西方人在广州贸易期间的休闲场所。后来,美国花园与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英国商馆前有着私家性质的英国花园合二为一,成为向西方人开放的西式公园——广州公共花园。美国花园到公共花园的修整和发展过程,作为与政治斗争相伴随的独特文化交流现象,既是西式公园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最早萌芽,又与鸦片战争后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相始终,是西方殖民势力在广州口岸拓展初期的历史内容。

广州的英印港脚商与鸦片战争

从19世纪初开始,曾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附庸的广州"英印港脚商人"逐步崛起,成为了英国产业资产阶级对华扩张的重要有力量,他们成功地打破了清帝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在广东沿海进行大规模的商品和鸦片走私,并直接参与英国政府发动的对华战争——鸦片战争。

清代早期广州行商陈汀官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二

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出现的陈汀官家族是广州对外贸易中众多行商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陈汀官家族祖孙三代除了积极地参入广州对外贸易外,还在陈汀官主持对外贸易期间,成为对欧洲商人最大的供货商,并且领导广州贸易的五大总商之一,使得该家族成为清代早期广州对外贸易中势力最大的家族。本文大量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陈汀官家族的贸易材料并结合中文档案文献,对陈汀官家族成员的原名、商名、更迭进行考证,并对该家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研究,以得出对该家族较为全面的考察。

1834:英帝国视角下的全球茶叶贸易格局转折点

文章从19世纪英帝国的视角出发,旨在通过对统计数据、史料档案、会议记录与报刊通讯等资料的深入研究,着重还原1834年这一全球茶叶贸易格局转折点的历史细节,结合历史背景剖析英帝国不同组织与集团的立场和关切。借助历史语境的重构,厘清19世纪30年代初茶叶贸易中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及其影响、英国散商的愤怒与诉求以及全球贸易竞争这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和内在逻辑,以期为国内全球茶叶贸易与文化经济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嘉庆六年广州羽纱走私案探析

嘉庆六年广州总巡口拿获羽纱走私一案。基于英国馆藏外交部档案FO233/189系列档案的分析,该案件基本可定性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与广州口岸私商(行外商人)进行的走私贸易。羽纱本身的获利性与1800年鸦片禁令的颁布更是诱发走私的内外动因。随着案件发酵,广州贸易体系中各方相互牵连的利益关系以及粤海关体系下保商制度重税轻商的弊端亦显露了出来。

南国外经贸专门人才的摇篮——广州外贸学院建校十周年的回顾

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是我国华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对外经济贸易人才的全日制高等学校。1980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为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属院校。在经贸部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和悉心关怀下,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过了艰苦创业的十个春秋,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南、西南地区所瞩目的一所初具规模的经贸学府和高考招生的“热门”学校。在过去的十年里,这块当年荒草丛生、校舍设备简陋的校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8世纪中英关系中的澳门因素——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心的探讨

中葡关系是澳门历史最基本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不断衰落,荷、英等海上强国的先后东来,澳门所包含的中西关系内容就日益丰富繁杂,双边关系中逐渐凸现出多边的色彩和多元化的特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访华的过程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错综复杂的中、英、葡多边关系的互动。意在通过论述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经过和成败原因中的澳门因素,探讨澳门在18世纪末中英关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商人、商品与贸易数据——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

作为一部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作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一1834》在有关清代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的研究中迄今仍具有重要地位。不过,该书并不是一部站在客观立场全面介绍中英双方贸易史实的著作,而是有所偏颇,特别是有关“商人”“商品”和“贸易数据”这三个重要因素提供的数据,根本无法反映200年中英贸易的完整史实。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书中数据,得出的结论很难与当时的历史实际符合。把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有关广州中国商人的史料尽可能地搜罗详尽并系统整理,才能展现出当时广州中国商人对英贸易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