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的商品:广珐琅的西洋人物

18世纪广东铜胎画珐琅的最大外销市场以欧洲为首,所以西洋人物图像是广珐琅的主要纹饰之一,这些异国人物图饰也受到中国市场青睐。相较于清宫画珐琅上西洋图像的明显风格取向,广珐琅作为商品驱动更多不同类型的图像的生产,以吸引和满足各方客户。商业因素也激发广东画珐琅人的创造力,设计出中国风格强烈的西洋人物,成为广珐琅的特色产品。

浅谈广东铜胎画珐琅对其他工艺的借鉴

本文主要讨论清代外销欧美市场的广珐琅与当地市场的其他商品在器型与装饰上的相似之处,并初步解释存在这些相似性的原因。本文以外销欧美的带三足炉提梁壶、方形茶叶罐、茶盘三种器型为例,探讨欧洲银器和日本漆器对于广珐琅器型的影响。此外,又以广珐琅大花瓶为例探讨广彩瓷器与广珐琅的相似性,并以花果纹开光、白地蓝彩两种风格为例探讨广东外销器物之间装饰纹饰的共通性。

销往中东和印度的广珐琅

15~17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等纷纷在印度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据点,发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清政府自1685年开放海禁,参与广州贸易的除欧洲商旅外,还有亚裔商人,如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印度人、巴斯人、犹太人等等从吉光片羽的文献,以及传世若干书写波斯、阿拉伯铭文,或仿印度、中东地区金属器、玻璃器造型及纹饰之广珐琅中,仍可依稀追寻这些商人已逝去的踪迹。

中西融合视域下珐琅彩的嬗变——以清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为例

珐琅彩最早萌生于明中期的"景泰蓝",真正开始于清代的康熙,兴盛于雍正,鼎盛于乾隆。在中西文化交融时期,清乾隆的珐琅彩呈现"综合风格"多元化的格局,景德镇的"瓷胎洋彩"、宫廷造办的"瓷胎画珐琅彩"以及粤海关督造的"广珐琅彩瓷"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珐琅彩瓷的发展,印着中西结合的痕迹。

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隐藏着一个西洋(法国)工匠的名字。作者由此线索入手,查找出一批过去被误认为是广东粤海关制作的乾隆款画珐琅器物,实为粤海关将图样送到法国所造。此外,作者通过梳理清宫档案判断,乾隆帝很有可能并没有打算去西洋制作这批画珐琅器,而是粤海关官员误解了皇帝的真实用意所致。

乾隆朝铜胎画珐琅制作地辨别的再思考

清代的珐琅彩,在康熙与雍正两朝皇帝的研创推展下,于乾隆朝得以集前朝之大成,极致发展。铜胎、瓷胎、玻璃胎等珐琅彩,此时都呈现出华丽精致的样貌。随着文献史料与实物的整理公布,乾隆朝宫廷和地方的互动不断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区辨作品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既是根本,也是激发更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以乾隆朝铜胎画珐琅而言,学界已能从作品的风格和款识,分辨其制作地。然而,故宫博物院所藏"胡思明"款鼻烟盒的产地与制作脉络,似乎与前述研究成果略有扞格。本文以为,细致讨论现有的区辨指标,从风格和制作传统两方面来扩大其解释效度,当有机会将"胡思明"款鼻烟盒纳入现有的解释脉络,使中央、地方风格交流的面貌更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