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广田三原则”评析——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广田三原则”是指1935年8月1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经多次商议达成,并于同年10月在日本五相会议上通过的对华政策。“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灭亡中国的原则,就其地位来说它属日本政府全面侵华的纲领性文件,在日本对外侵略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官战犯——广田弘毅

日本战败后,1946年1月15日,广田弘毅以战争罪被逮捕关押于巢鸭监狱。在审判期间,广田弘毅顽固不认罪,始终沉默不语,消极抵抗。1948年11月13日夜,甲级战犯广田弘毅被处以绞刑。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上限新探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在哪里?传统的说法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应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本文试对此探讨,以求赐教。一在社会历史长过程中划分不同时期或阶段,应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或发展。

感谢媒体 读懂抗战

七七事变纪念日过去了,"9·3"大阅兵结束了,九一八的钟声也响过了。在此期间,媒体关于抗日战争的报道比比皆是,有纸媒、有网媒,有文字、有图片。文字里面有整体上总结抗战经验的,也有个体回顾某一次战役、某一次战斗、某一次残杀、某一个英烈的稿件等。总结经验的文章中,既有正面的成功之道、胜利之道,又有反面的失败史实及教训思考。关于抗日战争,是媒体告诉了我们这诸多的方方面面。

芦沟桥事变揭秘

今年是芦沟桥事变50周年。尽管时隔半个世纪,但人们对这场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仍然记忆犹新。芦沟桥事变揭秘一文将有助于了解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究竟是怎样走上全面任华战争道路的。

美国驻华使馆1936年3月中国政情报告

Ⅰ.概述 日本大使和中国外交部长就调停问题的系列磋商并未取得具体进展;中日关系的重要走向似乎静待东京形势的明朗。中国对日货在华北走私的抗议是徒劳的,据报道日本正在利用该形势论证中国应当接受广田计划.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兼析这一时期的宋、蒋关系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对日妥协,是其苦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保存实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宋哲元具有民族气节。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宋哲元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终于再度走上民族抗日的战场。对宋哲元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中日外交谈判述略(1935～1936)

一、前言中日两国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陷入紧张关系,双方为改善逐渐紧绷的关系,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进行多次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1936年9月至12月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一系列所谓"调整国交"谈判。这个谈判在当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因为其结果不仅关系中日关系,更影响日后远东形势的变化。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黄埔军校百余人上书忠告蒋介石

黄埔军校百余人上书忠告蒋介石赖慧鹏蒋校长钧鉴：窃念先总理创立黄埔军校，是以造就革命军人，以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故每一同学，来校动机，亦为接受三民主义，磨练革命技能，备为党国效忠之用，非为一姓家奴，作攀龙附凤之图也。黄埔根基既树，吾党生机亦渐蓬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