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延龄对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以《中国评论》为中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典籍作品发表于《中国评论》,包括《诗经》《离骚》和唐诗等。通过梳理和对比阅读庄延龄的文学译介作品,发现在译介过程中庄延龄重视译文的文学性,力求以诗译诗,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存在误译等不足,但其翻译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庄延龄《离骚》英译本中的神话术语翻译策略探析

屈原的《离骚》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借以表达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内心情感。1879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中国评论》发表了署名为V.W.X.的《离骚》英文译文,此为《离骚》的首个英文译本。对比分析该译本中68个神话术语的翻译发现,庄延龄多用抽象化、改译、套译、增译,辅以音译、省译等翻译方法,其套译、改译、音译、省译等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导致原文文化内涵的扭曲或缺失,而增译及抽象化方法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神话术语的文化内涵,值得借鉴。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荀子》译介研究

庄延龄是19世纪知名汉学家,由于他在汉语方言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无意间遮蔽了其研究中国经典的独到成就。他对《荀子》的译介和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发表较晚,但在荀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是第一次成规模的译介,是学术史和翻译史中不可忽视的首要环节。庄延龄精通古汉语,熟悉不同的中文注疏版本,他的问题意识展现于英译中插入的评论、注释以及对荀子哲学概念的阐释之中。这种以他者视角提出的观点,成为荀学研究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至今仍是本土研究需要思索和解决的问题。

史籍英译中的文献型翻译--以庄延龄选译《周书》突厥部分为例

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史籍英译也是其中一种促进世界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英国汉学家庄延龄正是中国史籍英译的典型代表之一。1899年,庄延龄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其选译《周书》突厥部分的英译文。经研究发现,庄译多以直译和异化翻译为主,并辅助详尽的注释来帮助读者理解,力求在语言层面准确传达原文内容;在文化层面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在风格层面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于中国史籍英译而言,其价值不容小觑。

庄延龄对《汉书·匈奴传》的翻译研究

汉学家庄延龄在19世纪英文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多篇中国历史典籍翻译,《汉书·匈奴传》是其中之一。庄延龄翻译中国历史典籍是出于个人兴趣和从事相关研究的需要,主要采用忠实直译的翻译策略,也考虑了英汉史书的叙事差异,还运用了大量的注释,方便读者理解接受。但庄延龄的《汉书·匈奴传》英译还存有失误或不足之处。

庄延龄与翟理斯《华英字典》之关系

庄延龄曾经是翟理斯《华英字典》最主要的合作者,但在该字典第一版出版后又成了该书最激烈的批评者,最后竟被视为翟理斯和《华英字典》的"敌人"。通过考察庄延龄与《华英字典》的上述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华英字典》的形成过程及其两个版本之间的某些重要变化。

庄延龄及其《温州方言》初探

庄延龄是近代英国的外交官汉学家,1883年至1884年曾经署理温州领事,其间他对当时的温州方言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和初步研究。他的《温州方言》两篇是已知现存最早以西方人的视角记录温州方言语音系统的文章。无论是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温州地方文化史,其人其文都有一定的影响。

庄延龄的汉语研究及其对高本汉的影响

高本汉当年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全盘否定庄延龄的汉语研究,以致他的相关著述长期不被关注.但是,因为依据的材料不可靠,高本汉的评价根本不能成立.实际上,庄延龄在汉语研究领域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而且还曾对高本汉产生过重要影响.庄延龄的一系列方言论著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揭示相关事实有助于加深对庄延龄汉语研究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高本汉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

庄延龄对四川井盐工艺及盐业的考察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于1880—1881年对四川井盐进行了考察。他不仅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制盐工艺的整体流程,还考察了四川盐业。目前尚未找到文献显示庄延龄的报告对中英盐贸易有直接影响,而是美国官员引用了庄延龄的报告并提出中国的盐税税收制度需要现代化改革,以利于西方在中国攫取盐税利益。因此,庄延龄对井盐工艺的考察可视为西人在中国谋取经济利益的一个侧面体现。

温州腹地与英国外交官庄延龄的三次闽浙考察

为扩大英国在华利益,1883年一1884年期间英国署理温州领事庄延龄在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开展了三次长途考察并写出了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于1885年发表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84年卷),描述了考察途中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民风乡情、重要物产、市场潜力、税赋厘捐等,从中可以窥探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华外交领事官员的视角和关注点以及当时闽浙两地的自然社会经济状况。

庄延龄《鞑靼千年史》与18—19世纪欧洲学界的“鞑靼”研究

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鞑靼”地区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众多著述中,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鞑靼千年史》尤为引人注目。庄延龄是第一批系统地把汉文史籍中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记载介绍到西方的欧洲汉学家。本文将该书置于19世纪末以前欧洲学界的“鞑靼”研究的学术脉络中,通过考察该书的内容特点、版本流变和史料来源,澄清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鞑靼千年史》史料来源的困惑,并指出庄延龄在“汉文北亚史料之西传”上的学术意义。与此相关,庄延龄撰写《鞑靼千年史》与18世纪末以来欧洲学界流行的所谓“匈人即匈奴说”有密切联系。欧洲学人长期研究“鞑靼”地区历史的背后具有书写“普遍史”的共同学术关怀。

1892年庄延龄记录的临高语海口石山话

1892年庄延龄记录的临高语石山话属于临高语东部方言群,有18个声母,60个韵母,有-p、-t、-k、-?4种塞音韵尾。该调查材料记录了石山话的送气音[ph]、[kh]、[?h],还有第二调促化的部分例子,为我们确定石山话舒声促化的起始时间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记录也显示石山话仍然有后低元音[ɑ]和后高元音[■],前者后来前化或高化,后者后来央化,今已消失。

庄延龄《汉口方言》所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汉口方音

英国外交官庄延龄在1875年记录的汉口方言有23个声母、44个韵母和5个声调。这个音系的主要特点是声母系统有一套舌尖后声母;韵母系统则有[ih]韵母和[iai]韵母;声调系统有入声,但入声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庄延龄还记录了一些异读现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口方音的演变规律。

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著作关系考析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的中国宗教研究,深受晚清中国天主教学者黄伯禄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他们与中国宗教相关的研究著作及书信文献,揭示了二者之间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具体而言,黄伯禄的《集说诠真》为庄延龄研究中国宗教提供了可靠的中文材料,他与庄延龄的通信则解决了西方汉学界的研究争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展现了近代汉学家中国宗教研究活动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理解黄伯禄其人及其著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莊延龄及其对汉语方言的记录和研究

庄延龄是近代来华的一名外交官兼汉学家,曾利用其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便利条件对其时的汉语方言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和研究。他的工作不仅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还影响到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一些著名汉学家,在西方汉学界的汉语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中国评论》与《离骚》首次英译考

关于《离骚》首个英译本的出处、译者身份及译本特征目前还存在一些纰漏或语焉不详。本文从文献考证、译者交游、译本关联出发考证译者身份,论述《离骚》首个英译本的翻译特点。《中国评论》第七卷第五期最早刊登了V.W.X.的《离骚》英语译文,署名V.W.X.的译者为英国晚清来华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这一论断改写了庄延龄的汉诗英译成就,使其部分遮蔽的汉学成果得以彰显。庄延龄不仅是《离骚》的最早英译者,也是《诗经》及杜甫、魏徵、陈子昂、张九龄、孟郊等唐代诗人英译的先驱。

20世纪初期西方汉学家关于《方氏墨谱》“函三为一”的诠释与争论

20世纪初期,西方汉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方氏墨谱》中一幅题为“函三为一”插图的广泛争论。翟理斯认为插图的主题为“三位一体”,图中人物分别为耶稣基督和两位景教牧师;劳费尔、夏德、庄延龄、马伯乐、沃纳等人认为插图主题为“三教合一”,图中人物分别为孔子、老子和佛陀。中国学者黄伯禄也参与其中,并带来了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材料和观点。这场争论虽然并未形成关于景教东传另一历史遗迹的共识,但最终推进了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核心问题的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面貌,也揭示了此时处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西方汉学所具有的鲜明阶段特征,理应成为汉学发展学术史和中西文明互鉴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