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流传与编纂新考

南宋史书《庆元党禁》的内容并非如前人所论,几乎全部录入《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事实上,《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关于庆元党禁的记述更加全面、完整。《庆元党禁》的成书时间早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两书内容相同是因为拥有共同史源。《庆元党禁》的史源虽来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道命录》《紫阳年谱》等文献,却存在编纂较为粗疏、系时错误较多的缺点。

略论朱熹与“庆元党禁”

南宋中期，朝政逐渐腐败，奸佞窃权，官吏贪污，农民起义。朱嘉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纠弊的主张，却遭到奸党们的忌恨。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外戚韩胄，为专擅政权，排斥异已，打击以朱熹为首的理学群臣，大兴伪学之禁，史称“庆元党禁”。这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廉政势力和腐败势力的斗争，它体现了朱熹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严惩贪污等历史教训。

“庆元党禁”与道学书籍的出版限禁研究

"庆元党禁"时期的出版限禁是"绍熙内禅"后韩侂胄、赵汝愚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导致矛盾激化的结果。反道学党为排斥异己,党同伐异,借"伪学逆党"之名,对道学人士和学说大肆禁止;道学人士遭到迫害,道学图书和学说遭到毁版查禁、焚烧和封杀,给文化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宋代的学派与政派——从“绍兴学禁”到“庆元党禁”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栻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

庆元党禁背景下永嘉学派的命运转向

永嘉学派发端于周行己,经过薛季宣、陈傅良的传播,集大成于叶适,在南宋科举的发展中,永嘉学派诸子凭借时文技巧,受到众多学子的青睐。然而这种繁荣却出于对科举的需求,并未使学子生发对永嘉之学的真诚求教,因此在韩侂胄控制台谏、诱发庆元党禁之后,永嘉学派便趋于销熄。

《慶元黨禁》流傳與版本考述

《慶元黨禁》一書在南宋産生後,流傳極爲稀少,僅在宋末元初成書的《宋史全文》中有所引録,此後即不見於記載。明初,該書的一個宋本被抄録進《永樂大典》,清乾隆時又被館臣1出并收録進《四庫全書》。大典本闕誤較多,館臣對其進行了大量校勘,并有所諱改,且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間有一定差异。《知不足齋叢書》本由收入《四庫全書》前的一個大典稿本而來,該本雖流傳較廣,但有脱句、誤字等,并非善本。相對而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慶元黨禁》常見諸版本中文字準確率最高。

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

本文讨论庆元党禁与晚宋儒学派系整合的关系。庆元党禁主要是政治上的派系斗争的产物 ,与此前的儒学思想论争并无直接的关系 ,这种性质 ,决定了党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仕途罢黜 ,而不是学术思想上的封杀与清算。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 ,滋生出了严重的仕风腐化 ,反而促成此后的政治平反与儒学发展。由于党禁及其政治变化 ,使得浙学直接受累 ,从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现场中出局。朱学与陆学在解禁以后 ,虽然同样得益于政治的助力而发展 ,但由于各自此前学术资源与此后学术努力的不同 ,朱学盛而陆学衰。浙学与陆学在被朱学消化的过程中 ,双双从晚宋儒学中消退。

从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朱子学解禁始末考述

嘉定更化之后,一度在"庆元党禁"中遭到禁锢的朱子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从嘉定元年到嘉定四年,尽管朱熹本人的政治名誉得到恢复,"庆元党人"都得到平反,但对朱子学的禁锢始终没有得到朝廷正式的、正面的平反,换言之,"党禁"已解,"学禁"依旧。本文试图梳理嘉定初年阻挠朱子学解禁的势力及其原因,认为一方面反道学的势力在嘉定年间仍然活跃,另一方面,"庆元党人"是由宋代儒学各流派的士大夫构成的,朱子学人士企图通过解除"学禁"来抬高朱子学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宋代儒学其他派别的反感。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

党争是南宋士大夫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庆元党禁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高压的生态环境,使碑志文在请铭、撰写和传播上均受其禁锢与制约,二者关联互动密切。而在政治与道学的长期纠葛中,除群体性的冲突与对抗外,士人官僚的个体生命意识不应被忽视与遮蔽。党禁视域下的环境、时空与人事三者,关乎道学士群的仕宦浮沉和应时心态,是影响碑志文书写的直接生态因子。此外,南宋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亦使碑志文的书写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促使碑志书写者在历史真实与记忆选择间生发紧张与焦虑的自我情愫,以内省化的主体特征和内倾化的书写文法,不断调和与消解党禁阴霾,最终使南宋碑志文整体呈现出包容的书写姿态。

从“鹅湖之会”到“庆元党禁”——南宋学术界命运略述

南宋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局面,是由'鹅湖之会'始,而以'庆元党禁'终。朱熹是'鹅湖之会'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庆元党禁'的首要受害者。通过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朱熹,同时也可以对南宋学术的全过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南宋的学术是逐渐繁荣起来的。在南宋初,还是处于战争时期,政治不稳定,经济遭破坏,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同样缺乏安定的治学环境,学术发展很不充分。虽有程颐的弟子传播道学,但基本上是承前启后,还谈不上发展。

如何评价庆元党禁

如何评价庆元党禁张义德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个事件，历来评价不一，迄今仍无定论。近读刘黎明先生著《陆游悬案揭秘》（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揭秘》）一书，对陆游为韩胄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遭到非议进行了辩白，所论...

朱熹在“庆元党禁”期间行迹考述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他在'庆元党禁'期间的行迹,福建一些地方志和谱牒记载不一,如民国《福建通志》云:'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清嘉庆《福鼎县志·流寓》载:朱熹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长溪,主杨辑家,讲学石湖观,从游者甚多';明万历《太姥山志》亦载:'朱子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长溪,初游赤岸,……';又如古田杉洋《余氏家谱》说:'朱文公避伪学禁,宋庆元三年于蓝田书院讲学'等等。从这些记载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朱熹在'庆元党禁'期间避难于外地。《宋史本传》对此略而不提,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对此记载亦不详.

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

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王忠雄韩胄（ｔｕｏＺｈｏｕ）与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同为南宋著名的权相。韩胄因拥立宁宗有功，“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寓内”。［１］《宋史》列韩于《奸臣传》中。长期以来，韩被目为“④逆”、“奸恶”、“祸首”，背了一世恶名。其实，这是...

元祐黨禁陰影下的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期間,參與黨争的雙方都不約而同地保持了相當的克制。韓侂胄主導下的朝廷對反對派人士的懲處并不十分嚴重,無論從遭受懲處者的數量,還是懲處的嚴厲程度,都不能與元祐黨禁相提並論。與此同時,在反對派中相當一部分士人也有意收斂鋒芒,避免對當權者形成刺激。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黨禁升級。雙方這種自我克制行爲的出現與元祐黨争的前車之鑒密不可分。南宋士人在對元祐黨争的不斷反思中,開始較多地接受調和性思想,避免過分强調"君子""小人"之辨而導致的政治上嚴重對立,轉而傾向兼容并蓄。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朱熹晚年隐名刊刻《楚辞集注》考

《楚辞集注》初稿完成之后,朱熹曾计划在巩丰的帮助下,以福州旧藏《楚辞》印版“再校重刻”的名义,将其付诸刊刻。由于当时处于党禁期间,朱熹在过分忧惧的心理作用下,有意将巩丰推为此次刊刻的主持者,而自己则隐名幕后,以“参订”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一构想虽已着手布置并部分实施,但由于朱熹的卒然离世,最终未能完成。因此,这一刊刻计划一直隐而不彰,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探究。

魏了翁与宋代蜀学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时与真德秀齐名,并称“真魏”。以私淑张栻、朱熹为业煸迥?119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一生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清除“庆元党禁”对理学打击的影响;超越朱熹,发展理学;研治经学,著有《九经要议》等书,为发展理学、经学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