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警网络舆情对现实公安工作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兼对庆安枪击事件网络舆情的思考

社会行为是网络舆情的最终落脚点。公安机关对涉警网络舆情的监督管理,是为防止消极舆情对公安机关形成负面影响,妨碍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现实社会中正常的执法工作。当前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公安机关在治理涉警网络舆情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明确的是,树立良好的责任意识是公安机关引导舆情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安机关要提高治理涉警网络舆情的主动性,探究有效的治理对策,为更好地平衡网络空间秩序与现实社会秩序服务。

社会化媒体舆论的风险放大与弱化:庆安枪击案事件研究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致力于探究风险事件如何以放大或弱化风险认知及关切的方式与心理的、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互动,并由此塑造风险并影响风险后果。其理论框架对于评估网络社会的风险事件舆情研究、对风险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依据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对庆安枪击案事件进行三个向度的检验：传播理论中的社会化媒体的信号放大、社会放大的结构性方面以及社会放大的信息机制,并抽取事件资料进行质化分析。结果表明,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发生了风险的强烈放大和另一种事实的弱化过程,并带有＂涟漪＂效应生成,如对公权力的污名化、对管理制度的反思等。本研究聚焦社会化媒体的舆论走向,探寻此类事件的风险经验以及公众参与风险传播的心理动机,并从公众自身、专家学者、官方机构、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等角度,提出公众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风险传播的指导原则。

庆安事件传播与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常造成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文章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出发,对庆安枪击事件如何遭受风险的社会放大进行了分析,指出突发事件的报道应该充分考虑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涉及的四个方面,即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并应从促进风险沟通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传播与引导,防止风险的社会放大。

论网民法治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建立——基于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的思考

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占比达78.1%。网络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借助网络、微博等新载体,网民介入各类热点事件的速度和能力极大提升。但近些年来,由于网民法治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缺失,网络中极端化、情绪化表达日渐普遍。本文通过分析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探讨网民法治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建设问题,希望对构建健康有序、稳定和谐的网络空间环境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