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应制词

帝王或朝廷往往以命人应制的方式直接推动词的创作。唐宋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原因首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其次是颂升平、美风俗的政治导向。早期应制词表现出由诗向词演进的轨迹,对词体的正式确立有特殊意义。唐五代应制词较为集中地描写宫廷生活以及塑造宫廷女性形象,对词的香艳本色特征具有凝定作用;徽宗朝为主体的北宋应制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主要向俗与谑的方向发展;孝宗朝为主体的南宋应制词,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显现出雅俗共赏、避俗趋雅的追求。这一特殊的词体与宫廷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随之而变。富艳精工是历朝应制词人的艺术追求。应制词在具体技法上显得单调程式化。

李白是诗人而不是词人——评所谓的“李白宫廷应制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所载木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反思》一文,所言"李白宫廷应制词"云云,乃纯属一种子虚乌有之说。原因是,李白生前并无所谓的"宫廷应制词"。该文所认定"李白宫廷应制词"的两个方面的理由,均无法接受材料的检验,因之,该文据以提出的"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之说,也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唐宋词史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唐宋词史研究的新视角——木斋“应体”论的学术启示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论康与之的词

康与之是两宋词坛上有特殊经历的词人,以康与之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为背景,全面分析康与之词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词所具有的特色,将有助于重新认识康与之其人其词。

徐渭词的鉴赏与研究

文章主要从徐渭的词作出发,解读其词作的创作风格、特点以及其对词创作的态度。徐渭的词虽然很少,创作风格和形式也比较粗糙,但是作为其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还是有必要提出来作为补充,这样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他的创作活动、创作心态以及人格气质。同时,对徐渭词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后期词的发展状况,以及一些文人名士对词的创作态度。

吴琚的心性与书风

在书法史上,吴琚以善学米芾著名。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云：＂吴琚跋《瘗鹤铭》后五言诗一首,笔意全学米,已得南宫三昧。＂[1]董其昌评价吴琚＂书似米元章而俊峭过之＂,[2]吴米之不同,固然有着源于后天的技法学习之因,然其心性的养成却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吴七郡王＂的身份与其心性家庭的影响对于书法家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