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宝时与晚清江浙的慈善事业

应宝时是与晚清江浙慈善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物。太平天国战后,在江浙地区重建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经济的过程中,他一方面通过在江苏担任官职时推出系列善政,另一方面又以浙江地方士绅的身份参与或主持了省城杭州及浙江省内的多项慈善事业,从而为晚清江浙的慈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应宝时与近代早期的中日关系

应宝时是近代早期中日关系史上值得关注的人物。早在1864年至1868年间,他便以上海道台的身份与日本幕末政府有过两次交涉。正是这两次交涉,初步奠定了中日早期商贸往来的基础。1871年,应宝时受李鸿章奏请参加中日天津修约,他以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的经验,在修约过程中筹划周详,力持大体,为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修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他毅然上书江苏巡抚,提出发兵讨伐日本以阻侵台行径,该建议虽不被当局采纳,但上书中所展示的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却远超时人。而他机缘巧合为日本学者安井衡所著《管子纂诂》作序,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文化交流的先声。

从信札看翁同龢与王文韶、朱智、应宝时的交游

故宫博物院藏有两通翁同龢致王文韶的信札,文章考释了信札的写作时间与内容,对信中涉及的翁同龢与王文韶、朱智、应宝时相互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力图勾勒出晚清士人交游的一般情形。

马新贻致应宝时手札系年考

《历史文献》第1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刊登了上海图书馆馆藏马新贻致应宝时手札十二通,但未按时间顺序编排,且未给出系年。文章对这批手札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这批手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九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对研究当时的东南政局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应宝时与1871年的中日天津修约

1871年的中日天津修约是在日本明治政府的主动请求和清政府的慎重考虑之下展开的。由于应宝时有着办理上海洋务10余年的经验且曾几次与日本官商直接打过交道,而被任命为这次修约的中方代表。在奉命修约的过程中,应宝时先是对署天津海关道陈钦所拟的"会商条规备稿"18条,结合从前办过的案据,参以近日通商事宜,逐条进行审慎辨析而后作出登复;继而添列12条规以补"会商条规备稿"18条之欠妥和遗漏之处。后"登复"和"十二条规"的基本内容,大多融入了中日双方最后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当中,从而为这次修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应宝时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一上海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应宝时先在太平军围困上海中崭露头角而进入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幕府，后从李鸿章幕府走向上海道台岗位。在两次代理该职到正式担任该职的五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被扰乱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应宝时为这一时期的上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治《上海县志》版本考释及辛未本壬申本考异

本文简要梳理了同治《上海县志》成书背景与三个印次的情况,尤其关注翌年即重版的现象。校勘比对仅时隔一年的辛未本和壬申本,笔者发现后者整版重雕10叶、新雕20叶、版心重雕10处,内容改动共计287条,增、删、改文字约2.2万字。在考异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归纳两者存在的差异类型并推究翌年重版的原因。

李鸿章(电视连续剧)

第四集字幕:同治元年(1862)4月8日。上海。金利源码头,一字停泊着四条火轮船。烟囱里烟火已熄。上载一、二批到达沪上的淮军。码头上,涌集来成千上万的士绅和老百姓,都来观看前来援沪的“安庆精兵”。然而,这些“精兵”的模样实在令他们既失望又感到可笑。只见他们穿的破破烂烂,邋里邋塌,头上裹着肮脏的包头布,腿上打着污秽的绑腿,身上穿着缀有“勇”字的破旧短褂。此刻,他们都坐在甲板上,或者靠在栏杆上晒太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太阳照在他们身上。

李鸿章(电视连续剧)

第七集 上海,淮军操练场。 “庆”字营的士兵正在接受洋教练的操练。此刻,他们正站成几排,眼睁睁地看着洋教头在用皮鞭抽打几名跟不上训练的士兵。 被抽打的士兵中,有下营当小头的王孝祺。 刘秉璋站在一旁看着,心不忍,上前对鞭笞士兵的洋教头道:“奥伦上尉,你打的手也累了,该歇歇了!” 奥伦不懂华语、问一旁的通事:“(英语)

湘淮集团与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崛起

19世纪60年代,正是上海从"江南的上海"向"上海的江南"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尽管有诸多的因素影响着这一变局,但其中的湘淮集团对上海的有效控制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以往学界在探讨与此相关的问题时,大多着眼于外来因素和历史地理因素的分析,于湘淮集团对上海有效控制这一因素尚缺较全面的讨论。湘淮集团进驻上海湘淮集团与上海的关联最早是在1860年。这年5、6月间,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后,东征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