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现状与展望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愈加严峻的负面影响和更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进程中各方正致力于在2015年达成一个新的协议(简称2015协议),以推动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合作。自2011年德班大会之后,各缔约方围绕着新协议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和探讨,对新协议的目标、原则、框架和元素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弥补各国减排目标与2℃温升控制目标的差距、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障各国承诺的长期有效性、平衡推进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各个要素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等问题上仍有分歧,目前各方对达成2015协议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按期达成协议的前景比较乐观。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5协议只是其中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优势、困境与中国进路

随着ESG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及各国对其监管的加强,气候变化应对类ESG纠纷层出不穷。与其他争议解决机制相比,国际商事仲裁更加契合此类纠纷的跨国性、技术性和纠纷解决紧迫性的特点。开展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符合中国当前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的需求。然而,此类仲裁也面临着纠纷可仲裁性受限、当事人仲裁合意欠缺、案件透明度需求与仲裁保密性冲突、案外人加入仲裁程序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在中国开展此类仲裁实践,虽然同样面临以上部分困境,但已具备理论、制度上的可接受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在法律层面,可考虑在可仲裁性、第三方资助、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和友好仲裁等方面进行规制。同时,通过仲裁机构在仲裁规则、保密机制和机构合作方面的创新,以及当事人对仲裁条款一系列问题的审慎把关,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类ESG国际商事仲裁在中国的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气候变化安全化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大国之间分歧加剧,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需要新的动力推动国际行动。与此同时,环境退化等问题开始被视为新安全威胁,与其密切相关的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引起国际关注。在此背景下,欧盟开始推动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进程。2016年11月,《巴黎协定》生效,标志着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国际趋势已基本形成。气候变化安全化对国际气候谈判产生三方面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政治逻辑发生重大变化,现行国际气候谈判机制面临重大挑战,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减排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中国须从四方面加以应对:加快促进低碳转型,为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创造条件;对国际气候谈判程序机制的构建发挥引导作用;反对发达国家在气候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推动把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与国际能源署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新阶段

各组织联合起来,跟踪COP28(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能源成果,就与1.5℃目标达成过渡性的一致共识,并支持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国家的排放指标,ND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国际能源署(IEA)在2024年3月21日宣布了合作的新阶段,以推动最近在迪拜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上做出的能源承诺的进展,目标是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1.5℃以内。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与中国的应对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影响着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其紧迫性要求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然而,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并未实现普遍的预期目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仍在继续。本文旨在此基础上提出部分建议,即中方作为发展中大国,未来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以积极的姿态和务实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以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维护核心国家利益。

国际气候变化涉林议题谈判进展及对案建议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等方方面面。由于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涉林议题如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LULUCF）、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排放（REDD）等已成为谈判的重点和热点。文章回顾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林业议题的谈判进展,阐述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基本立场与政策以及我国林业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努力与成效,最后就林业议题谈判可能涉及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对案建议。

论《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影响

欧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问题。《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有利于原有问题的解决,表现在欧盟正式取得了法律人格以欧盟名义缔结条约,提升了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组织机构上也有利于欧盟更好地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30年:历史进程及角色变迁

综合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演变以及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等三个指标,3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到积极引领者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从积极参与者转变为积极贡献者是量变,从积极贡献者转变为积极引领者是质变。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发生质变有诸多原因。从国际层面看,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威胁日益严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世界发展大趋势,这四大因素推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日益上升,促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者作用。从领导人层面看,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和环境意识助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不够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改革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不够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水平不够高。为此,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好气候治理、气候外交、气候安全和气候传播这四大领域的工作,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有力引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正义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气候治理,而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是气候正义。因此,气候正义应成为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的核心考量。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中落实气候正义应坚持区别对待,但现有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应对存在不足,为此应加以完善以实现气候正义。

从华沙气候大会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经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但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那些关键国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使得该项国际机制的建设始终滞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展速度。2013年11月12日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承前启后的一揽子协议之后于23日闭幕。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联合国、G8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均把气候合作作为重要议题,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公约和议定书。但是,由于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性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本文首先回顾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进程,然后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若干可以增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措施,包含分阶段实施、改变收益值、全等的制度安排、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外部环境压力的增大、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等,把它们纳入了一个分析框架,文末还对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中的策略选择进行了探讨。

气候变化与国际投资法应对

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具有国际投资与气候变化间法律交集的性质。国际投资协定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没有为这一交集预留空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又具有天然的私人利益保护倾向,因而国际层面的国际投资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国际投资协定必须承载经济之外的伦理和价值目标,并将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指导原则——"共同而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具体贯穿于投资保护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中,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实现这一原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2012年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对——以构建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为核心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其重要性和影响毋庸赘言。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是运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机制应对气候变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机制为代表的国际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有目共睹。而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届满,人类正处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关键节点:2012年后人类应何去何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订立的最终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到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及其构建中去寻找。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看中国的碳税发展前景

王文革《关于我国碳税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一文探讨了碳税制度设计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而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具体内容。颜士鹏《欧盟航空碳税之合法性质疑及中国的法律应对》一文对欧盟航空碳税性质进行解读,质疑其合法性,并提出中国应对欧盟航空碳税的法律路径。陈红敏《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看中国的碳税发展前景》一文从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碳减排压力、为参与绿色经济时代世界规则的重新制定积累制度经验、中国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的需求以及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开征碳税的必然性,并通过对发达国家碳税发展经验的梳理,对中国未来碳税的开征提出了几点建议。邹敏、张璐《论中国碳税制度的建立》一文提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开征碳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应加强对碳税开征时间、税率标准与征税对象的确定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为中国碳税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为更好的世界而设计”——首届“应对气候变化的设计策略”国际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召开

2017年5月9日至10日，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与挪威奥斯陆建筑设计学院（AHO）、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在湖南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应对气候变化的设计策略”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了世界设计组织（WDO）现任主席、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Mugendi教授，挪威奥斯陆建筑设计学院设计研究部主任Hakan教授，以及来自联合国教科文气候变化中国教席、联想集团、汉能集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企业和高校的国内外嘉宾代表，共同就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设计与制造创新话题开展讨论和交流。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

2005年11月1～2日，八国集团(G8)成员国和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12个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能源部长齐聚伦敦，就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展开新一轮对话。作者针对这次会议的背景、概况及所反映出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试作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印度：一个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有声有色的主角

2008年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延迟一天之后在波兰波兹南降下帷幕。在最后一次全会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应将其征收的碳交易税的2％再增加一个百分点，即3％，用于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被发达国家拒绝，谈判破裂。印度代表团的资深成员高什（Prodipto Ghosh）拍案而起，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我国应对策略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我国政府积极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