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政策型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韩国经验的镜鉴与拓展

综观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分散型、单行法立法模式。其中,政策型立法承继了综合型立法的“全面性”特征,兼具引导性和灵活性。韩国是政策型立法的典型,其以气候正义为导向、以协商治理为重点、以机构设置引导形成合力,呈现为“基本法+支撑性法+辅助性法”的体系化立法路径,可资镜鉴。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立法现状,宜从分散型立法转向政策型立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基本法,以参与正义融贯“平行式”的气候治理路径,以矫正正义弥合社会转型的能力差异,建构超越行政主导的主体建设二元模式,形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从硬能力到软能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政治学思考——基于政策过程的视角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软能力在气候治理中具有一种"退隐"却巨大的能动作用。从政策过程理论来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的困境在于制度性推动力不足,可能导致政策过程滞缓,影响政策供给能力;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善的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社会利益表达不均衡以及参与结构的封闭趋势,导致强势集团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破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困境的政治学思路,在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过程的制度性推动力,保障政策流程的制度化、规范化、稳定化;健全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促进各种利益主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竞争,防范竞争失序;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参与结构的开放程度,通过建立均衡的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降低政策协商的门槛。

整体系统观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体系化构造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一项复杂系统性工程,运用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使命。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政治提议,其理论内涵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从形式体系化走向实质体系化提供了基本方向。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质体系化离不开“立法理念—法律框架—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构。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协同生态环境立法目标,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多元层次,增强其贯通性和适用性。其次,在法律框架上要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引领、关联法支撑、外围法保障的三维布局。最后,在法律制度上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类型化为风险预防、过程规制、损害救济三大模块。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财税政策与规范体系对比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国不断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财税政策与规范体系。而在大洋的另一端,美国也在快马加鞭地探索运用财税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方法、新机制。历经一波三折,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终于得以在2022年颁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尝试解析美国财税政策的主要特征和创新举措,并结合中国财税政策体系的特点,探究进一步完善中国方案的可能路径。

态度资源视域下国家形象建构的积极话语分析——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英文版为例

基于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英文版进行积极话语分析,研究其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探讨各类态度资源传递的话语意义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以此剖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发现:首先,在文本中,态度资源中判断资源的使用频率最高,对鉴赏资源的使用也很多,对情感资源的使用频率最低。其次,通过对判断资源的大量使用,文本塑造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对鉴赏资源的使用,文本向读者呼吁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必须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携手共建美好地球,塑造了中国爱好和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局为重的大国形象。通过对情感资源的使用,白皮书传递了中国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国形象。

德国森林政策科学咨询委员会对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建议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网站2022年2月8日报道,联邦食品和农业部森林政策科学咨询委员会(WBW)于当日公开发布了其关于德国森林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建议,该建议是基于2021年10月提交给政策制定者的《森林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报告提炼而成的。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国务秘书西尔维娅·班德表示,气候变化对森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森林和林业对于实现德国气候目标的作用不可替代。

德国完善林业政策 致力于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网站2022年5月16日报道,食品和农业部部长杰姆·厄兹代米尔在当日举行的部长特别会议上表示,德国正在加大对森林保护和修复的支持力度,以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为此,联邦政府将开展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1.修订《联邦森林法》,搭建适宜的法律框架,促进德国将现有森林改造为以乡土树种为主、物种丰富且气候适应性强的森林。

气候变化背景下纽约城市规划政策研究及其启示

纽约市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东北部,拥有约836千米的海岸线,在享有航运便利的同时,也要面对由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加剧、极端强降水增加等诸多因素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纽约市政府重视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根据气候监测和预估结果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减排目标和适应方案,指导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实践。应对气候变化虽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也为纽约提供了重新构想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和有韧性的城市的机会。本文在介绍纽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政策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政策特点和可借鉴的经验,并为我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出建议。

美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关键机制及启示

国家公园既是气候变化敏感区,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气候变化应对涉及国家公园的多方工作,怎样通过规划、政策、资金与组织架构等方面推动相关工作落实尚需研究。系统性梳理了美国国家公园近十几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目标体系、政策与规划体系、组织架构与资金机制,总结出美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机制如下:以灵活规划组合启动气候行动;以“无悔”目标体系开展总体布局;以气候专项政策促进深入转变;以多样组织架构凝结多方共识;以少量专项资金撬动多方参与;以科学技术支撑指导管理实践。对我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启示如下:国家公园为代表,加强气候领导力;战略规划为引领,调动多方参与;科学工具为支撑,降低行动门槛;专项资金人员为保障,推动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为契机,构建韧性管理体系。

协同效应对中国气候变化的政策影响

协同效应是目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热点问题,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协同效应是全球环境问题与国内环境问题的结合点,环境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应是互赢的,对协同效应进行考虑,不仅使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发生改变,而且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环境政策,重点是污染控制政策和生态建设政策。

拉丁美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分析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拉丁美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和行动计划,形成了两种推进方式:以气候变化法律为主、政策为辅的法律主导方式,以气候变化政策为主、少有甚至没有相关立法的政策主导方式。整体上看,拉丁美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上取得了突破,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气候变化国家政策正顺应时代潮流加速发展。在气候变化立法上,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气候变化政策上,拉丁美洲国家正加快发展速度。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拉丁美洲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时仍面临一定阻力,个别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徘徊不前,须尽快弥补政策空白。

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公众气候素养之比较研究

极端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科学研究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减排国策对本国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而公众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参与者,一方面他们的认知会受到政府出台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程度也会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果。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异同,分析两国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状况,可以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更为合理的建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中国许多地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

日本气候变化政策的过程论分析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本国内从政府到社会都高度重视。在后"京都义定书"时代,日本试图在国际谈判中发挥更具主导性的作用。作为环境保护先进国家和技术强国,日本不仅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领域仍然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其气候变化政策也值得我国相关工作者参考借鉴。通过对日本气候变化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日本公共政策制定中行政主导与大量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参与相互结合的特点,另外传统的官僚垄断以及"铁三角"关系得以延续的同时,日本公共政策制定也出现了政治主导加强的趋势(对行政官僚作用的相对抑制),这一点在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之后表现尤为明显。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构建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构建实施协同政策十分关键,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撑。本文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关系,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协同政策的推进思路框架、重点方向、实施保障以及实施路线图。

2007—2016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

主要对自2007年中国首次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政策文本数量、政策文种类型、政策主题分布、政策制定主体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关系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在上述统计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基本特点。

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概述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专家访谈、行业调研和业内访谈等方式,以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收集和整理重点行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的研究进展,以及国内外已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的实施情况;收集案例,系统归纳总结国内外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实施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分析国内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研发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差距,提出我国的技术政策需求;进一步,在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需求系统调研基础上,研究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体系。

东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机制分析及合作建议

近年来,东盟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增大,为应对气候变化,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以期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提升本区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东盟国家与中国均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为加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本文测算了东盟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分析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机制,梳理了东盟国家2030年的减排目标及特点,建议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