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型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韩国经验的镜鉴与拓展

综观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分散型、单行法立法模式。其中,政策型立法承继了综合型立法的“全面性”特征,兼具引导性和灵活性。韩国是政策型立法的典型,其以气候正义为导向、以协商治理为重点、以机构设置引导形成合力,呈现为“基本法+支撑性法+辅助性法”的体系化立法路径,可资镜鉴。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立法现状,宜从分散型立法转向政策型立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基本法,以参与正义融贯“平行式”的气候治理路径,以矫正正义弥合社会转型的能力差异,建构超越行政主导的主体建设二元模式,形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整体系统观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体系化构造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一项复杂系统性工程,运用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使命。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政治提议,其理论内涵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从形式体系化走向实质体系化提供了基本方向。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质体系化离不开“立法理念—法律框架—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构。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协同生态环境立法目标,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多元层次,增强其贯通性和适用性。其次,在法律框架上要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引领、关联法支撑、外围法保障的三维布局。最后,在法律制度上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类型化为风险预防、过程规制、损害救济三大模块。

环境法体系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

应对气候变化法与环境法具有调整目标、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上的共性,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法具有空间上的大尺度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时间上的代际影响等特征,但并未超过环境法体系的稳定性预设。传统环境法体系具有包括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的“三元构造”,可在弹性范围内有限地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需要,但难以满足减碳、增汇、适应的整体需要,因而需要具有独立子部门地位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环境法体系的独立子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可分为基础立法和专门立法,其中传统环境法体系的立法革新属于基础立法范畴,此外还需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来实现制度创新。

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进展

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分析了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研究进展,认为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法律既不能满足我国气候外交的需求,也不足以担当气候治理的重任,我国还缺乏系统性专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必须充分整合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科技资源,以保证我国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战略的科学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探析——以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责任安排为视角

为了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相关立法。其中,如何合理地安排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的责任问题尤为重要。本文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系统地介绍这两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对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的责任安排,指出其某些做法值得我国在今后的类似立法中予以借鉴。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应对立法的路径选择

继第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对于如何实现该目标,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法律化路径,综合来看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是法律化路径的关键一步。当前,需要在总结典型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更新气候变化应对立法目的的同时将“双碳”目标融入气候变化应对法的具体法律条文之中;从上到下形成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基本法、气候变化应对法为专门法、各级政府规章为具体内容的分层级式立法;此外还需依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分时期采取“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措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法律责任也应当由轻到重重新划分,在气候变化应对法内部形成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的递进式责任承担模式;最后若生态环境法典先于气候变化应对法颁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也不容忽视。

基于国内外碳中和政策和立法实践的地方低碳发展路径初探

为解决地方低碳发展中面临的中长期规划战略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缺位、政策执行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国内外碳中和政策和立法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以碳中和综合立法为核心的、加强政策创新和导向的地方“双碳”政策和法律框架建议,以期为地方建立符合自身特色的“双碳”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立法保障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治理体系主要由中央顶层政策加地方创新政策构成。随着“双碳”进程的推进,对不同措施之间的一致性、政策目标的稳定性、行为主体权利义务边界的清晰性要求将越来越高。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以合法性来源的明确性、法律文本的稳定性、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立法程序的正式性塑造“双碳”治理的稳定规范预期。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体系统筹需求包括:形成“碳中和”远景目标的政策共识、权责有序的管理框架、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并以此衔接相关部门法中涉“碳”规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外部治理功能可以通过重点制度的构建来实现,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涉碳金融制度、气候变化信息规制与风险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