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

优绩主义陷阱实质是个人主义归因偏误:以“能力+努力=成功”掩盖出身和运气的影响。其在西方制造出“精英的傲慢”和“底层的怨恨”,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在中国,高考作为典型的优绩制,学生们对高考分层的归因能够体现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情境中的表现。通过比较城市籍精英学子和农村籍二本学生这两类群体在归因自己和对方的高考结果时所运用的图式,本研究发现,“上下有别”的归因现象虽部分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理论假设,但是“谦虚”心理可能部分缓解了“精英的傲慢”;不同于西方的是,两类群体都持有“先赋应得”观念:认为天赋、出身等作为非个体可控的因素,是不置可否的或者具有正当性的。“先赋应得”观念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反应得”原则不同,它反而和优绩主义形成强功能关系,缓冲了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可能产生的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后果,然而它也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陷阱。鉴于此,应将优绩主义嵌入中国情境中进行分析,而非“脱嵌”地迁移现有理论进行解释。

应得与按需之间:对分配正义原则的再思考

分配正义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公正程度,实现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原则的确立。人类社会早期在物质普遍匮乏的状态下按需分配作为最原始和最易被接受的分配原则得到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关系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按照经济贡献来确定应得成为了进行分配的通行法则。虽然这种按生产要素所进行的应得分配取得了表面上的正义,但就分配的结果来看却并不正义,两极化是最大症候,其背后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贬低和需要的忽视。对于当今中国而言,需要在共享框架下将作为应得分配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有机结合,以共享诉求下混合型分配正义原则的确立推动制度化建构,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论经验主义应得刑罚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形塑——以醉驾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论域

醉驾入刑已逾十年,但相关案件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这既反映出不少驾驶人仍是侥幸心理有余而守法意识不足,同时也表明依靠“心理强制式”的刑罚来控制醉驾的治理方式效果欠佳。在新时代,刑事司法机关宜以“经验主义应得刑罚”为分配原则,通过与民众的沟通、协商,对醉驾人处以不偏离正义的“应得刑罚”,才能满足公众对醉驾案件的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意愿,从而使裁判结论获得正当性。长此以往,人们将不断增加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司法机关也可籍此激活规范的行为引导功能,促使人们将规范内化,唤醒人们形成规范守法动机,进而使个体的守法行为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刑罚目的。

“劳动所得”与“劳动应得”的辩证分析——兼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品质

学界关于诉诸劳动价值论能否实现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存在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劳动不断生产工人贫困”的事实也是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前提得出的。这一矛盾包含在斯密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两种规定性中,一方面强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又从工资、地租、利润三个方面来构成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指出问题的症结是把“劳动所得”同“劳动应得”混淆起来了,并进一步阐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等同于生产同等劳动所耗费的商品。这样就从劳动价值论推进到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工人无法买回自己劳动产品的真实原因;也在科学地辨明“劳动所得”不是“劳动应得”的意义上,建构起未来社会超越按劳分配、实现按需分配的现实方案。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咎有应得时如何承担责任

当你意识到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犯有过错时,你会怎么办?最佳的做法就是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找到解决办法。这样,下次你会做得更好。认识到你的错误承认自己错了。反思自己的言行,弄清楚自己哪些做得不好或者做错了什么,然后做出任何必要的改变。承认自己错了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软弱。事实上能够承认错误需要很大的勇气。

应得的基础:分配正义视角的理论分析

应得是正义理论、特别是分配正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对应得基础的论证则是其研究重心和难点。能力、努力和贡献等被作为常识性的应得基础不仅在理论上有证成的难度,而且面临一些正义理论家的深刻批判。尽管如此,对应得基础的讨论和对相关批判的反思,却是推进应得理论研究、探索分配正义原则的重要前提,因而应该把这种讨论和反思不断引向深入。

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与应得理论

毫无疑问,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是一种重要的正义理论,但其差别原则往往缘于误解而受到批判。误解的一个原因是他对差别原则的表述与说明,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此原则与人们的应得正义观的直觉相违背。搞清楚日常意义上的应得正义观的真正含义,我们发现深入道德直觉的是一种贡献应得观。而差别原则的含义澄清后,它恰恰在部分程度上要决定这种应得观的意义。不过,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只适用于基本结构,且平等自由原则词典式优先于差别原则,这导致差别原则是无法确定的。尽管如此。

罗尔斯的“反应得”及其理论困境

罗尔斯的平等正义观建立在一定的"反应得"基础上。罗尔斯本人没有将"反应得"理论体系化,而是根据行文的需要散见于《正义论》相关章节。这不可避免地大大弱化了"反应得"的理论力量。本文认为,罗尔斯是在道德的不应得、应得缺乏正义的根据以及应得属于正义准则三重维度上展开"反应得"的理论论证。但是,每一重维度的"反应得"都不完善,均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如何在罗尔斯所主张的正义原则内处理好应得和平等的关系问题,这既是其"反应得"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也是其"反应得"理论留给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任务。

应得正义与分配公平

作为一种古老的正义观,应得正义在社会分配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为各种分配理论提供正当、合理性道义基础,它往往是与人们如何看待应得相关的。在初次分配中讨论应得,通常以贡献为主要依据;在再分配范围中申言应得,主要用在反对与限制某些不平等。分配正义总是处在应得原则与平等补偿之间。

“应得”的古与今:范式转型与论域拓展

"应得"是当代分配正义的重要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人语境中的"应得"对应的英文词汇是merit,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应得"(deserve)有很多不同。前者指基于德性来应得公共职务,后者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行动应得社会基本益品。"应得"从古代merit到近现代deserve的范式转型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约翰·罗尔斯等人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再次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代"应得"的讨论还突破传统的问题域,在"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等论域实现了新拓展。

天赋是应得的吗?——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天赋理论的分歧

罗尔斯与诺齐克在天赋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天赋由于自身的特质,并不属于道德范畴,因而无法对其做出道德评价以证明天赋在道德上是否应得。但人们有着享有自身天赋的自由与资格,个人天赋是一种权利上的应得。如果将天赋视作集体财产而予以强行剥夺,势必会造成对天赋较高者权利的侵犯。

权利应得——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

权利应得是对道德应得的反叛而指向利益。当权利与利益相联系时,利益持有的正当性就变成了以权利应得为前提的分配正义。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重大失误在于,分配正义不是权利应得的结果,而是平等要求的权力强制。权利应得的分配正义,就是从权利出发论证分配原则的合法性,因而,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也就是权利应得的实现。

作为应得理论子集的公平的正义——基于广义应得视角的考察

罗尔斯所提出的公平的正义拒斥了应得的概念,从而背离了传统的应得正义理论。为了贯彻正义的两个原则,罗尔斯刻意拒斥应得概念而以合法期望的概念替而代之,但为此他也将承担忽略个体应得的重担。罗尔斯所拒斥的只是狭义的应得理论,从广义的应得理论来说,他的公平的正义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而已。

“应得”传统的历史叙事

对"应得"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所谓"应得"是根据公民的"德性"分配公共职务,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理念改变了"应得"的历史传统,它赋予公民以"自治"和权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可以依凭个体的自主行动来"应得"社会的基本益品。当代正义理论家罗尔斯等人区分了"应得"和"反应得",将超出个人控制、受运气因素影响的"应得"(如自然天赋、社会地位等)排除在分配正义之外。罗尔斯等人的区分深化了"应得"理论的思考。当代社会对"应得"的讨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人类与动物、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以及民族国家和全球共同体之间。

对“正义在于应得”观念的挑战

"正义在于应得"通常被视为是分配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却受到不同正义观的质疑和批判。通过对应得的基础的进一步追问,因而形成了道德应得论、劳动应得论和以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应得论。而罗尔斯和马克思则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应得论。而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应得原则和运气均等原则将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从不同角度对"正义在于应得"观念提出的修正和挑战,有利于对正义的理论问题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何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

应得的基础

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应得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也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无论是作为道德观念还是分配正义原则,应得都需要一个支持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应得的基础。应得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基于贡献(或成就)的应得、基于表现的应得以及基于努力的应得。但是这三种应得理论不仅各自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特殊问题,而且它们还有两个共同的困难:它们无法摆脱运气对应得的影响,而由于人们对于运气不是应得的,所以他们对由运气所产生的东西也不是应得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从而应得不能成为分配正义的原则。

分配正义的原则:平等、需要和应得——以沃尔策为例

沃尔策的政治哲学是多元主义的和特殊主义的,他反对任何一种正义原则支配所有分配领域。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沃尔策关于分配正义的各种著述,就会发现有三个原则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即平等、需要和应得。它们是分配正义的原则,因为它们规范了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但是,这些分配正义的原则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各自只适用于某些领域。

应得、需要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和解——基于分配权利和责任归因的视角

从分配权利和责任归因的角度看,基于应得和基于需要的分配观念有些与社会性的分配正义无关,有些则可以在与平等主义原则相关联的基础上纳入分配正义的原则体系。应得分配观念需要借助平等主义的视角方能克服自身面临的困境,进而有资格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分配正义原则,而需要原则与平等主义原则存在某种理论的交集和互补。应得、需要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之间的这种互补引证的内在关联说明,只有坚持平等主义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和解释上的优先地位,实现应得、需要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和解,才能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正义的分配原则体系。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