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应得正义逻辑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夙愿。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尤其从公平正义原则上讲,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乡村振兴中蕴含的应得正义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正义补充。从马克思应得正义出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并赋予共同富裕以应得正义支撑,其价值体现在让改革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制度正义、分配正义与发展正义展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应然回应,对优化分配结构、促进公共资源共享、调节生产关系和构建正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进程中复归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突破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应得正义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了新时代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应得”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统哲学思想,体现着社会正义的观念和原则,彰显了人类的价值理想。“应得”与“正义”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人们总是用“应得”或“不应得”来判定社会分配是否正义。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当前我们仍然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公平正义问题。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体现了马克思应得正义的价值追求。应得正义在前提、立足点与价值选择上均与共同富裕相一致。运用马克思应得正义理论构建新时代中国正义话语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毋宁说,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需要“应得”思想的理论支持。

罗尔斯应得论述不对称性的两种辩护路径

罗尔斯在应得的相关论述中并没有承诺关于应得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在前正义应得问题上,罗尔斯在分配正义和惩戒正义领域持有不对称的主张。学界对该种不对称性存在两种辩护路径:第一种路径通过阐明分配正义与惩戒正义间的差别来论述此种不对称的合理性;第二种路径通过对罗尔斯文本进行新的阐释来消解不对称性,该辩护称这种不对称性其实是误解。上述两种辩护均存在一定合理性,第一种辩护侧重对正义环境的经验性命题和能动主体在不同领域的规范性差异进行探索,第二种辩护尝试对罗尔斯前后期文本进行融贯解读。上述两种对不对称议题的辩护路径揭示了正义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罗尔斯理论丰富的阐释空间。

应得正义与分配公平

作为一种古老的正义观,应得正义在社会分配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为各种分配理论提供正当、合理性道义基础,它往往是与人们如何看待应得相关的。在初次分配中讨论应得,通常以贡献为主要依据;在再分配范围中申言应得,主要用在反对与限制某些不平等。分配正义总是处在应得原则与平等补偿之间。

应得正义、异化劳动与超越性正义——论青年马克思对劳动应得正义观的批评与超越

西方主流的正义观是应得正义,评判应得与否的根据经历了从“德性”到“劳动”的转变。近代以来,洛克、亚当 斯密、黑格尔依据各自的理论前提论证了劳动应得正义和权利原则的正当性,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切入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所导致的人的非人生存状态,人丧失了其类本质而异化为资本的奴隶,由此论证了劳动应得正义的非正义性。要实现真正的正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而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与这种人性全面复归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应的正义观念就是“需要原则”,这是一种彻底超越劳动应得正义的超越性的正义观念。

应得正义与自我实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

应得正义和自我实现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就前者来说,马克思借助于洛克、亚当·斯密的“自我所有”概念和劳动应得正义原则,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应得正义仅仅停留于形式,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后者来说,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卢梭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自我丧失。凭借自由劳动来扬弃强制劳动,通过人的全面而丰富的“存在的感受”实现人性的复归,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这样一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就具有三重内涵,即劳动应得正义、自由劳动和“存在的感受”。劳动应得正义实现于自由劳动之中,自由劳动和“存在的感受”共同构成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三重内涵最终实现于“个人所有制”之中。

应得正义观与运气平等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持有一种朴素的应得正义观,即认为正义就在于每个人得到其所应得的。为了明确界定应得正义观,两种不同的“应得”概念被区分开来:前制度性应得与制度性应得。应得正义观一贯使用的应得概念指的是前制度性应得。在当代,这种正义观遭到了罗尔斯的质疑,他认为应得正义观是不适用的和不可行的。虽然罗尔斯对应得正义观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却促成了运气平等主义。从表面上来看,运气平等主义不但没有否定应得正义观,而且似乎还是对它的一种扩展,但是对二者关系的深入考察表明它们在本质上并不一致。此外,运气平等主义作为一种正义观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忽略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而应得正义观则不存在这样的缺陷,显得更为合理。

马克思正义批判的思想逻辑

如何批判"塔克尔—伍德命题"依据"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并没有依据‘正义’的价值观"得出"马克思缺乏正义理论"的观点?对此,我们需要深入、透彻地理解马克思正义批判的思想逻辑。马克思为了澄清"私有财产是私有者的应得""个人权利构成了正义的基石和支点"和"市民社会是天然合理的社会模型"等错误观点,深入到强大的经济事实和鲜活的生产活动中,对"应得正义论""权利正义论"和"市民社会正义论"展开批判,澄清和阐明了私有制、权利平等、市民社会为什么不能作为正义不容置疑的前提和基础,以及它们为什么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正义,并在批判中完成了实践性和革命性的正义理论建构。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与诺齐克的持有正义

尽管正义内蕴多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正义比较中,得出符合当下中国社会正义的基本指向,为社会的正义观选择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正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利益或利益关系现象,利益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表征的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诺齐克提出了与罗尔斯不同的正义原则,主张凡是成年人之间互相同意的交换得来的财富即是正义的,诺齐克的正义指向则是一种"持有"正义。马克思与诺齐克在正义思想上是不可能公约的,一个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马克思与诺齐克的正义原则不仅存在着底线上的分歧,而且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原则分歧。

底线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社会救助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得正义"作为一种原初的分配正义具有必要性,但也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分配正义价值,体现为与需求原则、平等原则和共享原则相联系的"底线正义"。坚持社会救助制度的底线正义价值,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应得”正义观:分配正义视角下邻避风险的化解思路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分配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等利益内容,风险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分配对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邻避风险成为风险的重要类型,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建设过程实质上正是对设施的风险进行分配的过程。风险分配的不正义是导致邻避风险易发的深层原因,追求风险分配的正义性成为化解邻避风险的一种思路。本研究在分配正义的视角下,阐释和构建以"应得"为核心的分配正义观,关注社会共同体基于共生共在的共同命运,在面临邻避设施选址及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分歧和冲突时,通过开放式决策培育德性和审议共同善,在参与主体、决策模式及程序、空间的分配等方面追求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对邻避风险的妥善化解。

人心暴戾的化育:学生暴力行为的诗教可能

将教育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学生暴力事件是现代教育出现危机之兆。这一危机源于谋生化、科学化的教育模糊了其指向人心化育的根本职责,使其无力担当对人心的教化。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展现了以言辞与情感化解人心暴戾的诗教力量,教化施暴者在遭受不义时应秉持忠恕之道,而非以暴制暴。诗教作为值得复兴的教化传统,让学生在游戏性的摹仿中,反思偏执的暴力逻辑,化解人心的暴戾之气。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三重批判维度及其当代理论效应

马克思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配正义思想,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应得正义、市民社会形式平等及不合理分工体系的三重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应得正义掩盖的不正义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消灭财产的资产阶级属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应得正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换表现出的形式平等掩盖了社会的实质不平等。在社会分工中,资产阶级因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专享财富和精神劳动成果的特权,无产者被束缚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从事单调的重复性劳动。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启示当代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坚守公有制及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完善分配方式,才能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