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制度的完善路径——后疫情时代突发事件的立法应对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应急征用行为已成为突发事件处理的必备手段之一。但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中应急征用的条款适用范围太窄,以及个别领域的规定付之阙如,疫情期间的应急征用和补偿的争议案件不断发生,尤其是上位法的缺乏导致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高度同质化,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出现了征用主体和征用范围不明确、征用程序缺乏细致规定、补偿标准模糊等突出问题。因此,应当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与补偿事前预防法律体系、高效公平的应急征用事中处理程序框架、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事后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征用与补偿法律体系,化解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平衡突发事件处置中公益维护和私权保护二者的关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征用程序完善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行政征用程序是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性和特殊性的考量,征用机关与被征用人在施行征用及补偿过程中遵循的步骤及方式。征用程序是应急征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被征用人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应急立法中对征用程序尚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存在征用程序缺失、补偿程序模糊、补偿救济困难等问题,直接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征用实施,需要进一步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征用程序、明确补偿程序、完善救济机制。

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风险社会下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影响着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所展现的及时、有效等优势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存在征用决定主体及范围不明确、补偿主体不确定、补偿范围有限且标准模糊以及应急征用补偿程序性规定不健全等问题,致使在实践中存在征用主体履行相关义务不及时、被征用主体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通过明确应急征用决定主体及范围、规范补偿主体、确定征用补偿标准并有序拓展补偿范围、优化应急征用补偿程序,完善我国突发事件应急征用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进一步拓宽被征用主体的权利救济渠道等,以期能为完善我国突发事件征用补偿制度,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有所增益。

突发事件中应急征用补偿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突发事件来临时,行政机关往往采取应急状态下的征用手段以减轻危机或降低损害,并通过事后补偿的方式弥补被征用主体的损失。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宏观性、征用客体的多样化、实践现状的复杂性、应急征用的紧迫性等多重原因,应急征用补偿机制存在着补偿规则空白、补偿范围模糊、补偿标准缺位、补偿程序忽略等诸多困境。应急征用制度的内在逻辑是应急状态下公权扩张与私权克减,较之于一般征用制度,应急征用保护的公共利益具有迫切性,导致其适用程序简化,对私权的损害只能通过事后弥补,而征用补偿制度的价值功能恰恰在于保障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于此,完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应当确定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明晰征用客体的补偿范围、构建灵活多样的补偿方式、规范及时完备的补偿程序。同时就补偿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应当区分尚未收到补偿通知、补偿内容无法达成合意、补偿协议尚未履行或履行不当等情形,分别为被征用主体提供救济渠道。此外,尽快出台专门的应急征用法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公共体育设施的应急征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公共体育设施可以被政府征用,转换成为应急医疗救治设施。公共体育设施作为公共用物,其原本的公共目的在于政府提供服务以满足公众的体育活动需求。同时,对公共体育设施也可以进行临时性的功能转换和根本性的功能转变,这两种形式的功能变更均应受到公共目的的限制。公共体育设施作为应急征用的对象具有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与现有的法律规定并不矛盾,且符合比例原则和公共利益的需求。为了保障征用公共体育设施功能转换的有效性,应当注重公共体育设施应急征用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的过程性控制。

我国重大疫情应急征用制度研究

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背景,探讨风险应急状态下"公共利益"的判定、应急征用权与公民私权的法益冲突等问题,拟通过完善法治体系、平衡法益冲突、法定化应急征用程序、填补免责条款空白等策略,构建我国法律法规下的重大疫情应急征用制度,进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征用补偿机制

健全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有利于提高救援的速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对我国当前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在立法、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和补偿救济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健全、补偿主体不确定、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程序不完善和补偿救济不到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健全我国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提高应急征用的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应急征用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征用是行政征用的一种,但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紧急性,其具体制度的设计又与其他征用有所不同。法律对行政征用的规定有所缺失,对应急征用的专门规定更是极为匮乏,因而应急征用制度中目前存在应急征用主体的规定与现实状况不符合、应急征用的法定程序不明确、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不完善等问题。相关法律需要对应急征用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改正:在应急征用主体方面,应赋予应急管理部、其他应急管理机关及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应急力量以必要的应急征用权;在应急征用程序方面,应对应急征用决定的作出、告知被征用人相关事项、对被征用财产进行价值评估、财产的归还、补偿金额的确定及补偿给付等必要程序作出完善的规定;在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方面,应明确公平补偿与结合被征用人实际需要进行补偿的原则。

论应急征用制度的构建

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对相对人实施应急征用,然而应急征用对相对人相关权利的限制超出了其所应当承受的公共责任的限度,属于出于公共利益的特别牺牲,所以为了规范政府应急征用的权力,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应急征用制度予以规范。应急征用制度的核心架构包括征用的主体、客体、程序和补偿。进一步,应该规范应急征用的主体类型,廓清主体的权责;确定应急征用的客体范围,禁止超范围征用;设计应急征用的程序,保障依程序征用;细化应急征用的补偿,保证有征用必有补偿。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制构造--兼评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青海玉树地震应急征用与补偿情况的调查分析

现实中由于自然灾害事发突然,灾害发生初期和灾后重建时期政府主导的应急征用与补偿不可避免。文章以"4·14"玉树地震为例,在问卷法、访谈法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地震中的应急征用与补偿情况、政策知晓情况等,建议国家应急管理部门考虑民族地区应急征用的需求和补偿的特殊性,尽早制定出相关的应急征用与补偿法律、法规,切实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政府作用,保障被征用者权利与权益。

论听证在行政应急征用中的适用

听证是行政相对人表达意见、进行质证和抗辩的重要行政程序,有利于行政机关认定事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突发事件中的征用行为与常态的征用行为比较而言,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决定了其具有应急征用权的扩张性、应急征用程序的简化性等特征,容易造成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我国现阶段将听证的适用排除在紧急情况之外,但基于听证制度的特征和目的,将其引入行政应急征用中可以克服行政应急征用制度本身的弱点。因此,本文在对听证引入行政应急征用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构建我国行政应急征用听证制度的路径选择应包括在立法中明确听证在行政应急征用中的适用、完善行政应急征用听证程序、增强行政应急征用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意识。

应急征用权限及其运行的法律控制——基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的法释义学分析

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征用属于典型的应急征用,其权限依据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基于该条内容和结构的规范分析以及应急管理制度的体系性考察,应当明确,应急征用权限的法定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应急职能部门;该权限运行所指向的客体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私财产(包括消耗物品)和不涉及人身的财产性权利,征用劳务等财产性权利只能由本级政府进行。为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有必要对应急征用权限作部分功能性松绑,同时为规制其运行时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利侵害风险,须结合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后半段与第11条的比例原则内容进行法律控制,具体路径包括将合理性标准细化为人身安全保障、同等法益限制、征用物合理保护等规则,以及从实定法上进一步明确征用审批、决定送达、清单登记、财产返还与补偿等基本程序义务。

应急征用补偿的制度检视与优化进路——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应急征用措施作为抑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序扩散的前置手段,在疫情处置与防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应急征用补偿作为填补被征用主体特别损害的制度性保障,在实定规范和具体实践中还存有较多疏漏。与应急征用行为相关联的补偿制度在规范层面存有补偿原则尚不一致、范围尚不具体、标准尚不统一、程序较为粗略和救济途径较为单一等立法障碍,在具体实践中面临应急征用主体补偿观念淡薄、补偿告知义务缺漏等现实困境。完善应急征用补偿制度的实定规范,改进应急征用主体观念缺失等实践领域现存的诸多问题,不失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应急征用补偿制度的具体优化路径。

应急征用与补偿制度之地方立法比较分析

应急征用与补偿制度是基于突发事件的紧迫性与高度破坏性而产生的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对私人权益合法克减的行政制度,所以应权力有规、行为有序。然而顶层设计的缺失,地方立法体例差异及立法内容的雷同、模糊和缺失等现实问题掣肘地方应急征用与补偿实践工作的开展。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方应急征用工作的经验,应急征用与补偿的地方立法只有明确价值取向,重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健全、细化应急征用与补偿工作的主体内容及程序规范,才能从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突破现有的原则性内容多、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地方立法局限,才能使得地方应对处置工作具有科学化和规范化。

疫情防控下政府应急征用的制度困境与进路探索

政府应急征用作为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行政措施之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具体表现。公共利益的优位保护与应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克减为政府应急征用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相关立法的缺位使应急征用制度在实践执行中面临着征用主体不明确、征用范围不确定、征用程序不规范等诸多现实困境。针对当前政府应急征用的制度障碍,结合疫情防控背景,在立法中应当适当增加规范应急征用权力行使的义务性规定,将比例原则合理运用到征用实务之中,有针对性地从确定征用主体、明确征用范围、规范征用程序及完善补偿机制四个层面来重构相关机制,在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实现应急状态下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论应急征用制度的完善

在突发的紧急事件面前,需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共同抗击灾情,而应急征用是很高效的行政手段。但征用是直接对私主体权利的侵害,容易引发社会对"假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权利"的担忧,所以应急征用需要严格的程序和事后的补偿来消除这种担忧。目前我国的应急征用体系存在效力和逻辑上的矛盾,缺乏一部有较高操作性的法律统领,而在具体的内容方面对征用主体、征用程序、补偿义务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缺乏规定。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修订一部专门的《征收征用法》,对应急征用制度进行完善的规定。

论应急征用的规范行使

应急征用相对于行政征用而言,主要区别是发生紧急情况这一特殊背景。但是在紧急情况下,该权力的行使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际,武汉市W高校征用学生宿舍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于应急征用权力规范行使的深入思考。如何在行政应急征用权力行使中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做到约束行政权力恣意扩张,而规范行使的门径正是需要通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要求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

突发事件后应急征用的立法反思

应急征用作为特殊状态下国家紧急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能够发挥集权、高效应对紧急状况,迅速扭转失衡社会状态以复常态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利维坦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风险。应急征用具有国家紧急权与人权克减的正当性基础,但窘迫的行政实践逼迫反思应急征用立法中暴露的缺陷。当前应急征用法制征用主体不明、征用程序缺失、补偿标准模糊且救济渠道不畅通。为提升应急征用质量,有必要搭建应急征用合理、周延法律体系:以混合立法改进立法拿来主义与专门性立法缺位现状;修缮执法权限下放及应急征用程序与补偿程序所存漏洞;纳入行政调解拓宽司法救济途径。

应急征用中公私利益的冲突与平衡

因制度不完善、程序不规范、人员素养不合格等因素往往导致应急征用过程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这对应急管理效率和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分析应急征用中公私利益冲突的现状和原因,并对如何实现应急征用中公私利益的平衡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