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行政的合法性难题及其缓解

行政合法性原则在应急行政中的定位及其与行政应急原则的关系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在实务中也产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紧急状态之下无法律"的观念不足以削弱合法性原则的应有地位,合法性原则受人怀疑的真正原因在于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因此依法行政原则在应急行政领域应发展出新的面貌,其体现为组织法上应预留足够弹性,行为法上允许空白授权的存续和适度溯及既往,以及救济法上对合法性审查技术的修正。

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化解

在涉及行政紧急权力的诉讼中,法院首先需要甄别被诉行为是否真正具备应急性,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主要从事实证据、职权、程序等常规性形式审查标准入手认定应急行政行为,效果不佳。对此,应当认识到应急法中控权性规范密度比较低、以应急性规范为主的特点,从法定化的应急体制、机制中挖掘可资利用的观察点,将案件系争的应急行政过程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建立起符合应急行政活动本质特征的司法认定标准。

法治视野下的应急行政行为

应急行政行为主要包括应急抽象行政行为和应急具体行政行为,它以突发事件为前提,以应对突发事件为目标,具有自身特有的属性。为了维护法治原则和公民权利的安全,应急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遵循合法原则、比例原则、可救济原则;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防止应急行政行为的滥用。

论应急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效率与正义是应急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虽然应对突发事件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个体的权利保障要服从于代表公益的效率要求,但效率优先是相对的,权利保障是必须的。基于权利保障的要求和法治的追求,必须对应急行政行为进行规制。规制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三种:规则控制、程序控制、诉讼控制。为实现三种控制方式综合作用的最佳效果,应进一步加强我国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明确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缺失及完善

应急行政行为应当受到司法审查的规制,否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在受到应急行政行为损害时得不到司法救济,有违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在理论层面上肯定应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的同时,应在实践层面上针对我国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缺失进行研究,探讨我国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可行性;通过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制与行政诉讼法的研究,亦可明确我国应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建立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规则。

论应急行政法的部门定性及其法治发展路径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促成的应急行政的职能专门化,进一步显示了应急行政单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突发事件“大应对”或“大应急”的体系应运而生、应时而行,就这一点而言,同为大国的美俄应急管理的国家安全化趋势,对我国应急行政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定位有着明确的启示作用:部门协调需要强化,资源调配能力需要进一步统合。行政紧急权21世纪初走上前台的过程,不同于当前应急行政权的统合,两者有着不同的功能与理论侧重。应急行政法的原则应进一步体现专门化,同时考虑利益衡量的问题。应急行政法应契合社会共治趋势,体现其部门中的“软”属性,同时注重本领域法律规范的有机整合。

论我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

应急行政是指当国家和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政府采取的旨在缓解危机、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运行的危机处理行为。加强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关系到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工作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应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这包括:逐步健全与应急行政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加强《突发事件应对法》特别法的立法工作;完善对应急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

应急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目前,行政法学领域并没有关于政府可以采取紧急避险行为的规定,主要原因是政府职务、业务性质决定着其不能采取紧急避险行为。笔者认为,可以把政府应急行政行为理解为紧急避险行为。如在防治“非典”时期,国家、公共利益,公民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面临着巨大危险,如果不及时采取一些应急处理措施,将会给这些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此时,政府就采用以短时期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支配财产自由的方式,保护广大公众的较大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对政府应急行政行为进行法律调整,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紧急情况下,政府采取的应急行政行为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排除司法审查原则,法律救济原则。

应急行政立法目的之重构

学界对应急行政领域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文本分析尚显薄弱,就立法目的而言,该法第1条列举了其所着力实现的五重目标,存在贪大求全、实施不能、语句重复、位阶错置等诸多问题。该法本身所能实现的目的应以规范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为限,以宪法为立法根据,这需要立法者以及突发事件应对主体在应急实践中予以理性对待。

公共卫生安全视域下的地方警察应急行政治理体系构建

近三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我国各地疫情也一直持续不断出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地方警察应急行政日趋成熟,应急行政治理体系也初具雏形。然而相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与保障,地方警察应急行政仍存在应急法制发育不充分、预警意识不强,预案指挥体系不完善,专业化应急执法水平不高等问题,亟待从健全应急预警机制、指挥决策机制、会商联动机制、综合处置机制、协调保障机制等方面重构完善应急行政治理体系,发挥地方警察在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治理中的最大效能,快速提升应急行政治理水平。

构建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行政能力体系——从SARS危机到5·12汶川大地震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取得抗震救灾的阶段性胜利。在笔者看来,其关键在于我国已经以SARS危机为契机,初步建立了政府应急行政能力体系。本文拟通过对这一体系的解构性分析,探索进一步完善的路径。

应急行政征用制度探究

应急行政征用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常用、最有效率的资源调配方式,应急行政征用措施的使用是否合法与合理,直接关系到应急防控工作的开展,以及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中,我国应急行政征用制度暴露出立法不完善、执法混乱、补偿问题突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急行政征用应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权益”为指引,做到合法、合理征用。基于对我国应急行政征用实践的反思,结合对我国应急行政征用相关法律的系统梳理与分析,我国应完善应急行政征用相关实体法律制度、相关程序法律制度以及适时修订完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征用的规定,待时机成熟时,以专章规定应急行政征用与补偿制度。

应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思考——紧急状态下权力扩张与公众权利的博弈

近年来,特别是在"非典"、5.12大地震、"甲流"、玉树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急事件中,政府决策一再"突破"法律规定,公民权利受到诸多限制,引起合法性质疑。但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急行政决策依然需遵循合法性原则,只是由于其特殊性无法适用一般的合法性标准,而应有其独特的标准,并据此标准构建应急行政决策的法制体系。

行政诉讼“急诊模式”:应急行政诉讼审理程序的建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一场医疗阻击战,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引发了关于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思考。纵向观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应急行政行为的研究,大多聚焦在讨论应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对外部监督、司法审查方面研究较少。本文对2015—2019年度涉应急行政行为的诉讼案件进行多维度分析,引入“急诊模式”的概念,从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视角提出构建独立的应急行政诉讼程序,并对程序启动、审理规则、程序衔接等进行完整的设计,以期真正发挥应急行政诉讼推进裁判、防止诉讼迟延、实现救济的程序价值。

港口安全生产应急行政管理体系和制度研究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国家和省的相关应急预案,对某市现有港口应急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和相关制度、应急预案进行研究,针对安全生产应急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港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设想和建议。

论高校突发事件应急行政法律规制之完善

近年来我国高校突发事件频发,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发展,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化解高校应急行政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规范高校应急行政的主体责任,构建应急行政的长效工作机制,建立高效且正当的应急程序体系,完善高校应急行政法律体系等手段。

突发事件中应急行政管制的法律属性与逻辑建构

应急行政管制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防控手段,既是宪法赋予政府用以限制私人自由、维护公共安全的国家紧急权,也是源于紧急状态下私权克减之正当性的利益衡量和取舍过程。我国现阶段的应急法律体系并未明确规定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行政管制权”,很难为政府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过程中广泛开展应急管制措施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通过“权力—义务”双重进路的法律逻辑建构,能够为应急行政管制权力强化坚实的合法性支撑和具体义务保障,使之能够有效回应和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也有助于促进应急行政权力的规范行使,避免权力无序扩张对公民自由的过度干预。

公共危机下行政应急权适用问题研究--以公权与私权冲突为视角

当今社会,行政应急权作为行政主体应对突发事件而适用的一项重要权力,能有效促使社会公共秩序由危机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然而,行政应急权作为危机状态下公共权力的一种暂时性扩张,必然会造成个人权利的相对克减,引发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这是行政应急权的适用困境。在现存法律规范下,合理适用行政应急权不仅要以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依据,还应在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贯彻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使行政应急权在法治的道路上运行。

“与时间赛跑的立法”:行政应急权的生成及其逻辑考量——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立法机构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未被系统研究。在过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与时间赛跑,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进行紧急立法授权,生成政府应急防控急需的行政应急权,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法治支撑作用。原本被“虚置”的人大决定权也因承载着行政应急权的生成职责而被应时激活。地方人大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生成行政应急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遵循着三重基本逻辑:其一,应急防控亟需权威机构紧急立法,以确立紧急时的社会规范,即紧急立法需求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前提;其二,人大决定权的准立法性、应急性与补缺性等属性与应急功能高度匹配,具备紧急立法能效,即立法功能匹配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要素;其三,“上位法”与预先设定应急权的重申、行政应急权优先性的确立以及临时管控权力的新授是行政应急权生成的三个面向,即确权与新授是各级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路径。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行政应急权使用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主要包括紧急规制的创制、司法的限制、行政权的扩张三方面内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行政应急权的使用可划分为权力的确定、启动、实施、中止几个阶段。影响行政应急权使用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层面的应急管理体系决定着行政应急权应然层面的基本内容与使用过程,承担权力使用的主体与运行机制决定着权力使用的方式与效率,在法治文化综合下则是应急权使用的实际效果。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与重视法治文化的培养,既可以从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保证应急权的及时、准确、顺畅行使,也是实现应急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