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制应歌对飞卿体的促成

应制、应歌兼而有之的特点促成了飞卿体的三个方面的飞跃 :数量的飞跃、词调使用的飞跃和词体格调走向格律化。应制、应歌的特点决定着飞卿体内容与形式的诸多特征 :有意之作和女性化特征、狭深的意象方式、造境虚拟的写作方式、浅层次的用典 ,以及意象线型结构。

唐宋词“应歌之词”创作主体转移现象探究

创作主体转移现象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初现端倪,后世的文人墨客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借助这种抒情手段予以抒怀。直到唐宋词"应歌之词"的出现与发展,创作主体转移现象的运用就更加广泛而普遍。"应歌之词"中的创作主体转移现象并非偶然出现,它是一定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现象我们既要看清其消极、病态的一面,更应重视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应给予创作主体转移现象以足够重视。

宋代词人词作中的“词”之应歌形态

宋人填词,旨在"应歌"。在歌曲完成中,"词人"既是词作者,又是观赏者,还是词曲合成时的品鉴者。他们对歌唱主体、表演方式、歌唱声情、歌唱功能的描述,往往是"身临其境"的真切反映。从词人词作描绘归纳词之应歌"实况",可以见出:词之应歌独重女声实为普遍现象;"缓歌""低唱""歌声细"之"声音软美"成为评价歌唱美听的主要标准;仅从词中出现的数量看,箫、笛、筝、琴等多种雅乐器伴奏远远超出竖抱弹拨、独领燕乐风流的琵琶;"板"确为"词"之歌唱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扇"则成为女子歌舞的最佳道具。应歌形态的繁富、多种乐器的伴奏,兆示了"词"之应歌场合的广泛性以及风格的多样性。囿于婉约、豪放的评价,显然不能适应"词"之应歌的多样形态。

论词的应歌、应社与词风嬗变

词学界对周济的"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周济没有总体否定应歌词与应社词。词的应歌与应社的关系复杂,词的应歌到应社的变化只是词风转变的基础条件之一。词的实现因素多重,词的应歌形式多样,韦庄、李煜、柳永等人有应自己的歌之词。不应简单化理解词的应歌、应社及其与词风嬗变的关系,词风的转变不是一时之事、一人之功,其根本原因是作家心灵表达的需要。

词体的娱乐功用与宋代应歌型词集选本的关系

词体的娱乐功用是宋人普遍认知的事实,宋代应歌型词集选本的出现以及其在编排体例、词作选录标准上的独特性,都是为了与词体的娱乐功用相契合,最大程度地发挥词体的娱乐效果。可见,词体的娱乐功用与宋代应歌型词集选本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整理梳理,并力图给出详细合理的阐释。

论东坡体由“应”向“非应”的飞跃

东坡词在倅杭时期,基本都是“应”的创作;密徐时期,应体之作占有55%的比例,显示了向“非应”的渐次转型;黄州时期出现的经典名篇,其中80%皆为非应之作。东坡的应歌之作具有真实的属性,对东坡词的音乐性具有极大的帮助;应社之作,刺激了东坡词的大量写作,两者都是对“非应”写作的一种准备;应歌面对歌者,应社面对士大夫社会,都有戴面具的因素。苏轼对于一切“应”的摆脱,使其词体写作走向大自然、走向日常生活、走向自我内心。

秦观《御街行》衍变臆说

秦观《御街行》、黄庭坚《忆帝京》、周邦彦《青玉案》是因应歌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为不同的歌者特意写的,盖秦为原作,黄、周则是在秦词基础上的改写。

唐宋词接受视角的新建构——木斋近期词体研究评述

文章以木斋近期发表的《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论应制应歌对飞卿体的促成》《论张先词古今一大转变及“始创瘦硬体”》《论东坡词的“应体”与“非应体”》《论悲壮而非豪放为辛词的本质特征》《唐宋词体论略》等系列论文为讨论对象,认为木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观点,是对唐宋词接受视角的新建构。

白石体开辟了新的应社方式论

白石体中的应社现象,与北宋张先时代的应社性质不同。张先之应社,其重心在于士大夫之间的情感与信息的交流;而白石之应社,其重心则在于词艺及词的曲调和音乐的切磋。白石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与应社、应歌有所关联:从以《全宋词》为底本的统计来看,姜夔名下共录有87首词作,而其中仅仅从词序中涉及应社应歌之作的,就已有49首之多,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应社之作共计有38首。应社的大背景,决定了白石体的写作题材和虚拟的写作方式。

唐宋词史研究的新视角——木斋“应体”论的学术启示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从词体功能的变化看苏轼“以诗为词”

从词体功能变化的角度观照苏轼的"以诗为词",可知功能指向的变化决定了苏轼词作的整体艺术风貌以及音律形式的变化。通过对于杭州词的考察,苏轼早期对于词体是以诗歌交往酬赠的功能介入的;与柳词相比较,苏词的章法脱胎于柳词高境,只是抒情功能产生了从艳情到士大夫之感的变化;分析词体功能变化的原因,与苏轼"写胸中之妙"的文艺观有关。

宋初小令词坛浅议

宋初小令主要继承唐五代词风的余绪,其一方面强化了唐五代文人开创、定型的创作范式,进一步确立了"本色"词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宋词鼎盛时期的到来,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苏轼判杭词研究

东坡词作开创之功,世所公认,其影响后世之深远,亦为可叹。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创作了其词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学界对这类判杭词的研究,多不为重视。本文试从苏轼判杭词创作概貌、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分析。揭示此类判杭词具有应歌体的浅近体式以及蕴涵的一些笔意深折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革新词风提高词品、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唐宋词体研究的新探索——木斋近期词体研究评述

木斋近期问世的《论应制应歌对飞卿体的促成》、《论张先词"古今一大转移"及"始创瘦硬体"》、《论花间体及温韦之异同》、《唐宋词体论略》、《论悲壮而非豪放为辛词的本质特征》五篇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制应歌对词体的促成和推动"、"张先始创应社体"、"为古今一大转变"等一系列的学术观点,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颠覆着传统的学术方式和思维模式,超越常规却又绝非无源之水,为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

熙宁四年底，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离京城，通判杭州。在判杭期间，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促使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而非出于自觉，其近五十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然而，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苏轼在判杭词中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自觉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宋代咏物词兴盛原因综论

宋代咏物词彬彬大盛。宋词咏物风尚的形成与演进,与早期词体娱乐应歌的文化功能有关,与宋初词人尚雅新风有关,与词人对于词艺词法的主动探求有关,也与咏物题材本身适宜于体物炼艺有关。但归根到底,宋词咏物风尚至宋末而趋于极盛,与特定时势下中国古代文学抒情言志、托物寄意深厚传统的重新激发有密切关系。

传播方式的变迁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以前及其同时代的词人,都以词作合于歌唱为准,苏轼词作中也有一些作于歌舞饮宴场合,为应酬而交付歌女歌唱。离开歌舞环境,词作传播方式由歌舞传播而变成文字阅读,创作目的由应歌转化为倾泻自我情怀,真正构成了苏轼词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