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璩《百一诗》之“百一”内涵新探

文章结合应璩生平及其创作、时人对《百一诗》的评价、《百一诗》的诸家注等对《百一诗》之“百一”内涵进行多方面探讨。文章认为李善注和五臣注中提到的“补于时政”的劝诫意味是“百一”的部分内涵,“百一”受佛教经典的影响,隐含着“百一病恼”的意义。应璩作为《百一诗》的作者,有受到佛教影响的可能,其诗文内容也与“百一病恼”相对应。而到了南朝天监时期,萧统等《文选》的编纂者将“百一”独列一诗目,其对“百一”的理解就包括了“百一病恼”。

再论钟嵘《诗品》中的陶诗“源出于应璩”说——兼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钟嵘《诗品》说,陶诗“源出于应璩”。对此,后人多有争议。本文认为,一、《诗品》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二、造成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三、应、陶出身、经历、思想惊人地相似,他们的诗总的看来也很接近。

应璩书信文简论

书信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类,在曹魏时期开始大兴。应璩是此时期创作书信文最多的作家,所以,《文选》"书"类文中,收录应璩书信文也最多。应璩书信文多是与朋友、同僚生活交往的情感记录,以表现个人的生活之思、情怀之感为主,呈现出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家作品独特的一面。应璩书信文具有深婉典雅、句式骈化、寓骈于散、辞采清丽、结构精密的审美特点。应璩书信文在先唐书信文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贡献。

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南齐诗分为三体,即"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而在南朝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前两体考察后可知:"谢灵运体"的特点是"启心闲绎,託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未为准的";弊病为"疎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源头诗人"是谢灵运;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谢朓。"傅咸、应璩体"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弊病为"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其"源头诗人"是傅咸、应璩;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王俭。

应璩及其《百一诗》

应璩乃建安七子之一应玚之弟,其所著《百一诗》原本有八卷之多,但唐代以后便颇多亡佚。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于诗专门列出一类,谓之"百一",而且只收入应璩一人的诗一首。本文主要就应璩的生平、家世、文章才能及其《百一诗》的主旨作一考辨探微,以就教学界。

《文选》所载应璩《百一诗》探微

《文选》收录应璩《百一诗》一首,结合应璩其人所处时代及其生平才具,对于应璩写作此首《百一诗》之创作动机及心理作了一番探索。认为应璩写作此首《百一诗》,目的主要不在规箴曹爽,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修为,而是在司马氏集团与曹爽争夺权力的乱局背景下,出于朱建平死亡预言的恐惧,面对司马氏集团的侵诬行为,所作出的惊弓之言而已。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钟嵘《诗品》应璩条疏证

应璩诗作承袭曹丕,主要缘于应璩作为近臣,其创作有意迎合曹丕,且两人诗歌都呈现质切古朴的艺术风貌。应璩诗歌多为讽谏时事而作,风格虽然质朴,但钟嵘认为其中不乏词采华美、富有诗味的语句,这种特点从现存应璩书牍文中也可看出。钟嵘对应璩的评价对提升陶渊明的诗坛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钟嵘《诗品》中应璩品第探析

钟嵘在《诗品》的卷中、卷下两次品评应璩,这是不符合《诗品》的品评标准的。从钟嵘确定品第的标准以及应璩的诗歌特色及其当时的影响出发进行分析,得出应璩确实应该被列在卷中的结论,同时疏证了《诗品》卷下"晋文学应璩"条,证明其应是"晋文学应贞"之误。

《文心雕龙·明诗》应璩评语疏证

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璩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结合时代文风与应璩作品来看,应璩《百一诗》为讽谏时事而作。刘勰认为其诗歌善用古语与典事,指意委婉,思想纯正。在玄风浮浅的氛围下,《百一诗》敢于批评、不惧权势,具有特立独行之貌。由诗品人,《百一诗》也表现出应璩正直耿介的品性。

重审应璩与陶潜之诗学联系

应璩(字休琏)是建安时期(196-220)最著名的作家与书法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角色~①。相较而言,他今天有点声名不彰,只知道他是应玚(建安七子之一)之弟,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尺牍作家之一~②,而作为诗人则被文学批评家锺嵘(496?-518)列为陶潜(365-427)诗学谱系的渊源~③。

“互文性”解构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对锺嵘品陶的还原阐释

本文以锺嵘对陶渊明的评论为核心,并从中古时代的家族史和选官制度出发,对锺嵘品评陶渊明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加以论析,指出锺嵘《诗品》"A源于B,B源于C,C源于D"式的理论表述,正是着眼于古典诗人的互文性建构而对其所进行的互文性解构。如果把萧梁以前我国的五言诗发展史视为一座颇具历史纵深的结构复杂的巨型建筑的话,那么,锺嵘《诗品》所做的工作就是绘出了这座巨型建筑的结构图。尽管当时的诗人们遗留下来的是一些作品的断壁残垣和吉光片羽,但在互文性的观照下,我们仍能看清锺嵘的意旨和《诗品》的妙理。而由此切入《诗品》那迷人的诗学世界,我们对锺嵘那极富天才性的遥遥领先于全人类的理论创造无疑将产生全新的认识。本文是对锺嵘《诗品》"推源溯流"法的全新解说。

王运熙先生对钟嵘《诗品》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对于《诗品》中某些难解而历来多有争议之处,如某诗人源出于某之义例、陶潜源出于应璩等问题,以"释古"的态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钟嵘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研读王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而且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钟嵘《诗品》陶潜条疏证

《诗品》评陶诗"其源出于应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题材与时局相关;诗风质朴,语言浅显;部分诗作喜好用典。陶诗风格多样,质直与风华清靡并存,以简洁明净的文体、含蓄委婉的语言,抒发真率古朴的胸臆。陶诗与六朝主流诗风相距较远,不被重视也是形势使然。《诗品》置陶渊明于中品,并无刻意贬低之意。

陶渊明田园诗歌衍生成因考论

在玄学弥漫的时代,陶渊明独具一格的田园诗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存在,其衍生、成熟并非异数和偶然,而是时代风气、诗歌发展内在规律、人生经历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综合来看,田园文学发展演进规律、以自然山水论玄悟道的时代风尚、应璩田园气息诗风的影响、陶渊明的归隐生活等共同构成陶渊明田园诗风的内外动因。

光风楼随笔

前人评论李太白诗风格,常以“飘逸”或“俊逸”称之。严羽《沧浪诗话》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当不是确论。杜子美《春日怀李白》诗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句,亦未可据为定评。太自在长安从仕以前诗,其风格诚有近于飘逸,而离长安以后诗则不同。例如《梁父吟》、 《雪讒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及《古风五十九首》之一部分诗,皆甚沉雄郁勃,不当再以飘逸二字限之。子美怀太白诗为李杜初时交游之作,所谓清新俊逸,亦仅就当时太白诗作而言。

试论左、陶咏史诗的历史地位

左思以《咏史》著称,陶渊明的咏史诗虽只有十多首,却代表着他诗歌创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钟嵘在评陶诗时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①,而他所举五言之警策者中,于陶诗仪取《咏贫》,可见他已认识到二人咏史诗的联系,因此我们将二人的咏史诗放在一起讨论。咏史诗作为诗的一个支流,它的发展当然要受整个诗歌发展规律的制约,但它还应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前人虽对咏史诗的源流有零星论述,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个薄弱环节,深入不够,推考亦非无误,当然难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而揭示咏史诗的发展规律亦非本文所能担当得起的任务,本文仅试图从咏史诗发展的角度,对左、陶咏史诗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锺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之中,激起后世不少非议。清人王士祯便直截了当地指出,陶潜'宜在上品'。这表明随着时代风气的递嬗,人们对于陶诗的评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在现代学术史上,'陶诗品第'的话题,再度引发海内外一大批学者展开讨论,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场争论促使学者从各个角度研讨《诗品》及陶诗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重新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

繁芜世界里的精神明亮——读王国安老师“旷”系列油画作品随感

三国时,文人应璩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一文里,有"闲者此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蒙"的句子。其中"旷若发蒙"一词的原意是:眼前突然开阔、明朗,好像双目失明的人忽然看见了东西,形容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我在一个冷雨敲窗的下午,翻开王国安老师的"旷"系列油画作品,也有"旷若发蒙"的感觉。王老师的画,不是晓畅易懂的那种,我苦思冥想数日,依旧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标签给他。同画笔比较。

耐人寻味的三叟之言

明代卓越的思想家李贽编著的《初潭集》中有一首应璩养生诗，非常精妙，耐人寻味。诗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李生闻之曰：“我独愧二叟，贪嘴时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