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转换与文章的裂变——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

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划分。排斥应用文章表面是为了文学的独立,实际是借西方文学观念反对"文以载道"的中国文章传统。然而,对无功利的文学美文的提倡与对骈文华而不实的批判是有矛盾的,读者借此为文言张目逼得陈独秀不得不进一步划清二者界线,继美感与伎俩之后提出了情与理的对立,旋即遭到方孝岳和刘半农来自文章内部的置疑。决意切断旧文学、旧伦理与新社会关联的陈独秀干脆把笼统的文学、应用之分落实到具体的文类上来,把承载世用功能的文章统统排除在"文学"之外。与其说散文在中西资源的共同滋养下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性转换,不如说中国传统文章在强劲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裂变。一部分文章经过改造过渡到现代散文中来,大部分文章在漏不过西方文学筛眼的情况下被遗弃。从古代文章到现代散文,被改变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更有文章的基本格局和主体精神,乃至文学的性质和命运。对待文章的态度绝非无关宏旨,文体类型也并非简单地仅仅属于文章,它涉及到重大的文明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在被迫按照西方标准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

从融合到分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关系考论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作家提倡"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分途,其实是为文学革命张目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但带有二元对立的局限,而且难免陷入既偏重"文学之文"又要利用新文学("文学之文")来推广和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尴尬。此后,为实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概念对接,不惜过滤了一部分骈散文。虽有梁启超、朱自清等发现偏重"文学之文"之弊,试图纠正,却没有引起时人和后人的重视,以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融合的传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重拾被遗忘的这一脉传统,不仅有助于检讨百年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为重新定义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唐宋“辞学”考绎

“辞学”一词屡见唐宋史籍,然迄今未有确解。“辞”有多重义项,而“辞学”主要指“辞令”之学;所谓“善辞令”,即擅长撰写制诏表启等应用文辞。唐宋“辞学”的关照对象主要是“应用之文”。当日“辞学”名家以博赡淹通的学识修养入居禁林,典掌“王言”,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从修辞立意、文法规范、声韵对偶等多层面详加探索,仔细讨论提升“辞业”的方法和路径,由此确立了“辞学”的基本内涵。唐宋“辞学”的发展虽然涉及义理、训诂、辞章等广泛领域,但“辞学”经典的确立和传承,相关类书的编纂和使用,文人以“应用”“四六”或“刀笔”名集,以及以“四六话”为代表的大量“辞学”著作的面世,无疑是构成唐宋“辞学”的核心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