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论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本为"商人"的店员取得了"工人"的话语定位,阶级色彩鲜明的店员工会开始在武汉出现。依照组织章程,武汉店员工会建有工会—分会—支部—小组的层级结构,强调建立囊括所有会员的基层组织,内部构成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武汉店员工会对店员、店主间的劳资纠纷处理颇为活跃,主导的武汉店员运动偏重于加薪、改善待遇等经济斗争,但这只是动员店员、追求店员运动"组织统一"的策略,而非本能的关注焦点。从实践层面观察,武汉店员工会对会员的利益代表程度十分有限,部分店员因而不愿加入工会。内部整合功能的匮乏,使武汉店员工会无法拥有强组织凝聚力与有效行动力,社会整合功能不断走向式微。

略论北伐前后商民运动中的武汉店员工会

店员问题是商民运动中两大核心问题之一。国民党对店员在商民协会和总工会之间的归属有过两次调整。店员性质经历了商人-工人-商人的转变;店员组织也有从商民协会到工会、独立店员工会的发展。武汉店员总会成立于武汉各业发生普遍的经济争斗之时,店员与店东分裂,从而引发许多纠纷。店员运动成为北伐时期武汉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特征,对当地的商民运动不无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工会

店员工会是国民革命时期店员的主要组织形式。作为政府批准成立的垄断性社团,店员工会的政治职能较为凸显,有与国家政权合作的明显倾向。但职业职能较为模糊,其团体行为与店员个体及行业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店员工会应否存在及其隶属关系,国民党内部有着长久的争论,直至国民党中央训令店员工会解散、店员加入工商同业公会。

阶级动员与职权分担: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赤色店员工会论析

赤色店员工会活跃于1927年至1934年,在苏区、国统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运行轨迹。苏区赤色店员工会利用政府威权凝聚店员进行阶级动员的政治职能较为凸显,在筹款、"扩红"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国统区革命店员工会致力于启发店员的阶级觉悟。赤色店员工会大多虽负债运行,但基本实现了中共动员店员参加集体活动的制度预期。

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加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加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店员运动

动员店员加入社会革命是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内容。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店员运动策略是帮助国民党组建店员工会。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主导的店员运动遵循两个思路,国统区店员运动进入"有组织的行动"阶段,积极推进店员的经济斗争,形式上"更为民间化,技巧上也更趋完善";苏区组建赤色店员工会,虽然仍然强调经济斗争,但重点已转移到"动员店员参军参战、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国共两党对店员的范畴、店员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店员的政治选择则影响着两者的群众动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