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郊庙乐

郊庙乐即古代用于郊祀、宗庙、朝会的仪式用乐;它包含一套繁复的表演程式,有特定的乐曲、登歌、乐舞等内容。周朝初封确立的封建宫廷礼乐制度,无不为历代封建帝王所追崇。南朝各代宫廷礼乐中的郊庙乐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对传统的承袭与革新,上乘两汉,下起隋唐,对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韩国雅乐缘起与演变小考

韩国的文庙祭礼乐一直沿袭中国雅乐的规范,保留着“堂上登歌、堂下轩架”的形式。世宗朝根据元朝林宇《大成释奠乐谱》中收录的释奠祭礼雅乐12种宫调基本旋律创制了世宗时期144首庞大的祭礼雅乐系统,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一次嬗变。因其对清声的运用及角、徵、羽调的错误解读,使得世宗朝雅乐形成了12宫7声16音与纯宫调系统的格局,奠定了韩国几百年来文庙祭礼乐乐律系统的坚实基础。成宗时期进一步简化文庙祭礼乐的旋律与用乐,创制15首宫调祭礼雅乐,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二次嬗变,最终确立了朝鲜王朝文庙祭礼乐的雅乐形态。韩国雅乐千余年来的有效传承与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统、传承机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大风歌》与西汉宗庙乐舞建设考索

《大风歌》是刘邦的即兴抒情之作,惠帝时作为高祖原庙祭歌,成为西汉庙乐的组成部分。随着汉王朝宗庙制度建设的进展,原庙及其祭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以“一祖二宗”为核心的宗庙祭祀理念逐渐形成,庙乐建设也得到同步发展。西汉统治者吸纳上古乃至秦庙乐的精髓,以秦庙乐为蓝本,移植、改编、制作汉王朝的宗庙祭祀乐舞,经过几代君臣百余年的探索,从个体情感升华为群体情感,从艺术歌舞演化为仪式歌舞,建立起“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庙乐体系。

秦司乐官署“外乐”的设置及职能——以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乐人讲”践更外乐为中心的讨论

外乐对自由民乐人的组织和管理,与外乐采用践更的服役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年律令·史律》中的杜主祠乐人以践更的服役形式而与大祝所形成的“属”的关系,既反映了同样是自由民乐人的杜主祠乐人与践更服役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揭示了大祝在自由民乐人所从事的乐事活动中所负有的组织和管理职责,这就为了解外乐所职掌的乐事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创造了条件。有关外乐的设置及其与其他司乐官署关系的问题,不但需要以秦咸阳宫为地理坐标的内、外方位视阈来考察,还需要从渭北宫城与渭南郊庙礼仪中心的内、外用乐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外乐是职掌渭南郊庙礼仪用乐的司乐官署。

北齐郊庙用乐及《郊庙歌辞》文本结构探析

北齐《郊庙歌辞》是在享庙、明堂祭祀、五郊郊祀等活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体现了北齐高氏对郊庙礼制的遵循。北齐《郊庙歌辞》的著录形态常有《隋书·音乐志》与《乐府诗集》两个系统,歌辞内容由陆卬、李愔等人奉诏而作。与南朝《郊庙歌辞》相比,北齐《郊庙歌辞》在文本结构方面,存在有文本嵌套、模拟以及乐舞歌辞同用等情况。

“房中乐”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房中乐"是祭祀的庙乐,有学者认为它不仅是庙乐,还可以是后妃侍宴的音乐。文章试图从造成两种观点的史料文献中理清脉络,考察"房中乐"的性质究竟为何,以证其非为后妃侍宴之乐。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论民族融合视阈中的北周郊庙乐制革新

北周郊庙乐制是在仿效《周礼》的“复古”表象下自觉开展的政治文化“革新”。这种“革新”源自关陇社会民族融合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条件。一方面,基于关陇地区士族凋敝、民族众多的社会基础,北周扬弃了魏晋南朝倚重“前朝故事”的作乐机制,转而以“儒家典籍”为尚,挖掘出《周礼》等儒典所载乐制的象征意义与政教功能,最终兴复“六代乐”,并由此实现了社会凝聚与文化自立。另一方面,北周又变北魏、北齐等北族政权“戎华兼采”的作乐传统为“夷夏分流”,借由“典夷乐”的设置,分别不同民族音乐的功能与归属,推动了多民族音乐文化制度化、有序性的深度融合,并启隋唐“乐部”新机。北周郊庙乐制的革新,是十六国、北朝时期频繁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成果,它在继承华夏礼乐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最终推动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凝成。